高考作文题对于语文教学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高考是校园生活的“制高点”，而高考作文题目，就是这“制高点”上的“旗帜”。它是从考场里传出来当年高考信息的第一声“春雷”，当天当时就传遍每一个关心高考的人。其为世人瞩目的程度，足以使它成为当年高考的代表性“符号”。

回首30年来的高考作文题，可以明显看出其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脉络，折射出时代特征的印记。以北京市高考作文题目为例,1977年，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首次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虽已过去，但高考作文依然没有摆脱政治化的倾向。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味浓厚的作文题目退出历史舞台，关注社会热点的作文题目成为主流，如1981年的《毁树容易种树难》，1985年的《给〈光明日报〉写封反映环境污染的信》。1999年，高考作文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使学生打开了发散思维的闸门，涌现出一批颇有创意的好作文。此后的《诚信》(2001年)、《规则》（2002年）、《转折》（2003年）、《包容》（2004年）、《说‘安’》（2005年）、2006年《北京的符号》，等等，不论题目出得多么平庸，却都具有时代特点。

2007年北京市的高考作文题，取材于唐朝诗人刘长卿《别严士元》的诗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题目甫出，议论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今年的题目尽可说三道四，但是都没法否认今年的作文题目是颇有新意的。新意，就是跳出窠臼。在内容上，许多人以为今年会在“奥运”与“和谐社会”上出题目。在形式上，很多人恪守陈规，难于摆脱过去命题作文、话题作文、材料作文等出现过的题目的“定势”，没少在那些圈子里“磨枪”，复习和模拟带有点“博彩”的性质。今年“唐诗”题目之后，很快，有些人就总结出作文题从“政治性”——“社会热点”——“文学性”（主要以古典诗词为代表）的变化轨迹。

高考作文是语文教师年年要为考生把的一道“脉”。高考作文题的正面影响或者可以认为促进了执教老师对于下一年作文的思考，但其负面作用就是容易使教师的思路陷入“惯性”的轨道。我们看看前面举的北京市高考作文题，甚至可以看出这种“惯性”也成为命题人好几年跳不出的桎梏。

语文教学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阅读与写作需要持续的“涵养”功底———高考复习却希望“爆汆”，能够直接与“考题”对话；对于作文题最好是“押宝”。目前，我们的中小学似乎成了高考的“雇佣军”，特别是“高中”，成了大学的“预备班”。君不见有的学校高一新生一入学，学校就把高考倒计时的牌子挂在了学生面前。高考考的就学，不考的不学或少学，匆匆忙忙把高中教学大纲规定的三年完成的计划压缩到两年甚至一年半就完成，目的是把剩余的时间挤出来向高考“冲刺”！高中的正常教学被打了折扣甚至完全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最受影响的是语文教学。学生除了课本和老师发的“篇子”，没有可能去读更多的材料，更不要说博览群书了！语文的学习是长期的涵养之功，压缩了正常教学时间，就只能靠临阵磨枪。在浩瀚的文学瑰宝中取一瓢饮，难怪许多老师叫苦连天，说今年的题出偏了、出怪了！谁个知道“刘随州”（刘长卿）？谁个知道“严员外”（严士元）？按此逻辑，只有考李白、杜甫、白居易了。其实，“细雨湿衣”、“闲花落地”是再浅显不过的文字了。但是要解其中韵味，却需要一些文学涵养的蕴蓄。考生也不一定非得把作者和时代背景搞得很清楚，考题只是一个“药捻儿”，把考生的思绪点燃、考生自会思潮如涌。但是涌什么，却取决于考生肚里有什么了。

语文的基础是应试的基础，“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正途。语文的基础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基础，也是学生应试的基础。扎扎实实在语文教学的基础上下功夫，真正而不是取巧地在阅读和写作上下功夫，才能以不变应万变。遗憾的是，由于急功近利的误导，我们的语文教学往往偏离主航道，围着高考转，其效果适得其反，也把学生引偏。

从这些年的高考作文题来看，还有一个倾向，就是重议论文和记叙文或者夹叙夹议，而忽视说明文。其实，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实用性的说明文是十分重要的，学生求职就业走上工作岗位最需要的往往不是去议论什么、感慨什么，而是能够把握一些实用性文字的撰写，写得清楚明白、合乎逻辑、文从字顺，让人能够读懂。或许，有人据此可以推断明年的高考作文该是“说明文”了，但愿明年的高考作文文体别被我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