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环滁皆山也”的理解

南宋学者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原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这个经过修改的妙句，历来为文学家所称道。但游览过滁州琅琊山的读者，却认为环滁并非皆山，描写失实，于是产生一些不同的说法和争论。为了追求所谓符合景物实际，便有指“整个滁州”之说等。这里关系到一个重要问题──文学作品如何描写景物，是不是一定要切实，值得深入研究。

笔者学生时代曾求学于位于琅琊东麓的滁县师范，工作后又多次旧地重游，对滁州的地理环境是了解的。“滁州”四面确实并非皆山，仅西南部群山连绵起伏，西北部有隐隐约约的山峦，其余均无山。东南部乌衣镇一带，还是水乡泽国。对“环滁皆山”之说，古人早有疑义。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指出：“欧阳子曰：‘环滁皆山也。’余亲至……滁州四望无际，只西有琅琊”。清人何绍基在一首诗中写道：“野乌溪云共往还，《醉翁》一操落人间。如何陵谷多迁变，今日环滁竟少山！”欧阳修、苏舜元等人提倡写古文，努力使文章“言之有物”，这样一来，是不是可以说欧文也有“言之有物”，这样一来，是不是可以说欧文也有“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之嫌”呢？我认为“言之有物”不等于要字字坐实。文学作品运用艺术加工、创造，描写自然景物“遗貌取神”，不求形似，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具有艺术魅力；如果是照相式地描写，则景物显示不出特色，文章也就缺乏夺人的光彩。据有关资料记载，范仲淹未曾到过洞庭湖，《岳阳楼记》所写景物，是作者根据与洞庭湖景象相似的太湖景象及一本《洞庭秋晚图》构思出来的。虽说两湖景物相似，但绝不能雷同，何况又经过作者一番艺术创造呢？然而并没有人对此提出疑义。再如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写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这也不实。至于文中写的“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景象，也只是因情而生。总之，古人在写景时，为了达到“兴会超妙”，常是“遗貌取神”，对景物原型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试想，如果将“环滁皆山也”，改为“滁州只西南有山”之类语句，达到所谓真实，《醉翁亭记》开篇能像现在这样简练有力，不同凡俗吗？“环滁皆山也”虽与景物本来面目若即若离，但却妙哉。它不仅能形成文章由大到小，由远及近，一步一步引导读者走入胜境的艺术特色，而且开篇就显示出作者豪放不拘、超然洒脱的性格，为全文的思想感情定下主调。

既如上述，我们在读《醉翁亭记》时，就无须再对“环滁皆山也”苛求什么切实的解释了。

二、“酿泉”和“让泉”考析

对《醉翁亭记》中提到的一条溪水的名称，人们看法不一，有的说叫“酿泉”，有的说叫“让泉”。如中学语文课本印作“酿泉”，《大学语文》课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印作“让泉”。它何以有两个不同的名称呢？宜采用哪个名称呢？笔者不揣浅陋，略呈管见。

琅琊山中醉翁亭旁的这条溪水，原名“酿泉”。《安徽通志·舆地志》记载：“山谷深七八里，下有琅琊溪，谓之酿泉”。后欧阳修作《醉翁亭记》时，改“酿泉”为“让泉”佐证有三：

１、《欧阳永叔集》中印作“让泉”。

２、清康熙年间滁州知州王赐魁重立在泉边的石碑题作“让泉”。

３、宝宋斋藏《醉翁亭记》碑刻写作“让泉”。

其中，第三个资料是至关重要的，可信的。这块珍藏在醉翁亭里的碑刻《醉翁亭记》，是苏东坡在宋哲宗元祐六年应当时的滁州知州王君诏之请而书写的。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曾受先生的大胆提携而被重用。他对于老师的这篇名文，不至于不熟悉或粗心大意，将“酿泉”误写成“让泉”，也不至于当时无人发现碑中误字，以致误传至今。可见是欧文作记时，将“酿泉”改为“让泉”。古时文人改动山水名称的例子也是有的。如安徽“九华山”，原名“九子山”，唐代诗人李白认为此名俗而不美，便将它改为“九华山”。“山以文传”，“九华山”之名从此闻名天下，广为人知，“九子山”之名反而无人知晓。

欧阳修改“酿泉”为“让泉”，并非心血来潮，信笔所至。虽然是一字之差，也有其匠心和“醉翁之意”。

１、“酿”“让”系音同音近的通假字，可以互相替代。《说文》同注为“襄声”，人，汝。上古时没有“ｒ”这个声母,只有“呢”这个声母。那时用“襄”作声符的字，今天读音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ｎ”声，象“酿”字等；一是从“ｒ”声，象“让”字等。现在安徽滁县一带方言仍读“让泉”为“niàng

泉”。可见欧阳修也不是妄加改动的。

２、文中两次提到泉，如都用“酿泉”则字面重复，词性也不明。为了避复，将前者改作“让泉”（名词），后者用“酿泉”（动词）也是恰当的，不是画蛇添足。可见避复也是欧阳修改为“让泉”的用意之一。

３、改为“让泉”，赋予它“醉翁之意”。《与欧阳修对饮》一文（作者季振帮，原载１９９２年６月《文汇报》）指出：“细细想来，还是让泉这个名字更好些。那是你在《醉翁亭记》中改的，改出了一种旷达。……让有深意！”笔者再作一些拾遗。“让泉”出自“廉泉让水”的典故。南朝宋时，梁州范柏年因事谒见明帝，明帝说到广州的贪泉，就问到“卿州复有此泉否？”柏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柏年又答曰：“臣所居廉，让之间。”范语有暗示自己清廉之意。后以“廉泉让水”比喻风土的醇美。可见“让泉”用典蕴藏着醉翁之意：其一，表达了太守对滁州的热爱之情，赞颂其地风土的醇美；其二，表达了太守廉洁公正、宠辱皆忘、与民同乐的志向和情怀。这两方面的思想感情，在他的其他诗文中亦有表现和流露。如《别滁》诗云：“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诗句中洋溢着诗人留恋滁州的山水和民风土俗的惜别感情。《答圣俞》诗云：“才大名高乃富贵，岂比金紫包愚痴，贵贱同为一丘土，圣贤独如星日垂。”诗句表达了诗人高尚的思想境界。这与“让泉”的含义，一脉相承，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笔者愚见，还是改名“让泉”意境高远。“山以文传”，既然古代大文人在作文时已将泉改名，且改得有深意，“酿泉”也就不必再用原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