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历来解释纷繁，综其原因不外有二：或结构的不易把握，或文意的闪烁不定，就这篇文章来说，结构对于行文的理解可能带有更根本的意义。

文忌平淡，所以叙述总是要讲究妙趣横生，波澜起伏。古人有“韩潮欧澜”的提法，正说明韩愈与欧阳修的文章是极讲究笔法的。我们看有时即使更动词语的次序也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前人在说到韩愈学习的古例，有“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柳州罗池庙迎享送神歌辞》）读来颇觉清新，足以显示其不落俗套。它打乱了我们的阅读习惯，造成了时间序列的错位而形成了一种心理的波澜，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愉悦。韩愈不愧为文章高手，他恣肆的文笔总要显示他的独特性，一旦他找寻到的结构既符合行文需要又能合乎自然的律动与人们心中的节奏，那么便会在双方的审美心理上产生共鸣效应。这种结构有时更带隐蔽性，它甚至不需要经过逻辑的过滤而直观地被人们所接受，同样达到移人情性的效果。对于《师说》，清代林云铭的感受正是这样：“其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韩文起》卷一）那么《师说》的笔法或曰结构又是怎样的呢？韩愈说自己对经典“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苏轼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王安石说：“只是要作文章，令人观赏而已。”王氏的说法似乎更有意味，本文想就此从影响角度来谈谈行文的结构：一是传奇创作的影响。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上有传奇和古文互为影响之说，但非本文所涉，故从略。二是诗歌创作的影响。朱光潜说：“‘接字’在古体诗转韵时或由甲段转入乙段时，常用来作联络上下文的工具。诗人做诗，思想的方向常受韵脚字指定，先想到一个韵脚字而后找一个句子把它嵌进去。”又说“这（‘趁韵’）和‘接字’一样，下句跟着上句，不是因为意义相接，而是因为声音相类似。”“韩愈和苏轼的诗里‘趁韵’例最多。”（《诗论》第二章）本文也类似于诗的“声音上的类似”，但又有“意义”上的着眼。清代李扶九原编、黄仁黼重订的《古文笔法百篇》的说法颇能应证之：“夫李氏之师文公，不过师其古文耳，公乃以传道授业解惑大处立论，所谓高处立，阔处行也。

此文于劈首即提明，下只发明‘道’与‘惑’，或只单言‘道’，至篇末又以‘道’与‘业’言，又不言‘惑’，此变化错综处。至阐发‘师’字，前虚后实，反正互用，波澜层出，此韩文之所以如潮也。”（卷十九）这种转换的方法就是所谓“接字”法或“辘轳”法。因为“道”与“惑”的“变化错综”，故而给人波澜不尽之感；但也给行文的结构的分析与理解制造了不少麻烦，因为在已有的结构分析中还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分析形式，因而还须另寻解径。

三是骈文创作的影响。就整体而言，说骈文对他创作的影响可能性更大些。在一个骈文已有几百年历史，且仍处繁盛的时代，正如有人已经指出，倡导古文倒似一种时髦。这种时髦虽远绍秦汉，但于时文的关系又怎么能割舍呢？而如果我们对骈文的写法有一定的认识，也许会得到很多的启发。蒋伯潜、蒋祖怡在《骈文与散文》中引评骈文的写法时说：“把这一部分的工作（造句）做完，第二步就着手组成一篇文章。他（陈其年）也说出了三种办法：一把造成的句子，用自己的主见来融会贯通，使得这些句子和题中的本事合而为一，务使句子的意思非常明朗。二即就融会好了的句子，再加语助辞或呼唤字来化成浑然的联语，使得引用的古事和今意并行而不背。三把联语融成一段，由几段融为一篇，相互连串起来，使之有明确的语意而浑然不露出什么痕迹来，一篇好的骈文就此成功了。”（第二编第五章）我们反而推之，韩愈的散文会不会就是在骈文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的呢？

如果要充分地解构韩文的结构，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１、“师者”与“学者”之间的关系怎样？

２、“从师”与“耻师”之间的关系怎样？

３、“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之间的关系怎样？

４、“传道”“授业”“解惑”之间的关系如何？

应当说这些关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如果我们考虑它们之间存在着偶对的关系，（事实上是存在着的，）那么我们对此散文语义中的骈化现象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矛盾的对立同一看，“师者”与“学者”有着矛盾与冲突，表现在“授”与“受”的关系上。在矛盾双方的侧重上，行文显然焦点在“受”上，即在“解惑”“闻道”与“从师”上。在这一层面，“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对应的形式应当是“学者，所以闻道受业解惑也”。“从师”与“耻师”也构成一对矛盾。其施事应当是“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它们的分野正如《古文观止》上所说是否“吾师道也”。而“是否‘吾师道也’”就成了“遗惑”与“解惑”的关纽。“闻道”则惑解，不“闻道”则惑遗。故而“闻道”与“解惑”也便构成一对矛盾。在“道──业──惑”这三者之中，“业”乃中介，而“道”与“惑”才真正构成一对矛盾关系；其中二者相辅相成，说此及彼，此消彼长，又可相互转化。但《古文笔法百篇》不晓其要义，对“道”与“惑”之并提与只言不明所在：“只发明‘道’与‘惑’，或只单言‘道’，至篇末又以‘道’与‘业’言，又不言‘惑’，此变化错综处。”曾国藩显然也没有弄懂，他说：“‘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到好文，二者兼营，故我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作双收。”（《求阙斋读书录》卷八）了悟如此，则我们对行文的思路就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现依照骈偶的对称性补足一定的句子，则全文的意思就相当明白了：

１、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后加上“学者，所以闻道受业解惑也”；

２、在“人非生而知之者”前加上“（古之）圣人生而知之者，可以无惑矣”；

３、在第二段首加上“今之学者竟无师”；

４、删除“夫庸”至段末，在“而耻学于师”后加“何哉？非师道也；而必计乎其年先后之生于吾也，必论其贵其贱，其长其少。如此，则道何以存乎？师何以存乎？”

为什么要这样补足呢？原因很简单。如例１，文章第一句是“古之学者必有师”，接下来当是“学者”如何；但行文却陡起波澜，说“师者”如何；而后文又接着谈“学者”如何，这便出现了前后不衔接，故而作如是改。再如例４，行文至“吾师道也”文意即足，从逻辑上看这后面的几句话都属节外生枝；但把这些说法变形后移至第二段相应的位置，则行文也就文显意畅了。当然改后行文的波澜与突兀也就谈不上了。这就是互文与错综及赋排修辞的妙用。其实有人已经指出过这种用法，如将“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改为“句读之不知，或师焉；惑之不解，或否焉”，只是限于句子间而不及段落间罢了。

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经“删削”后的样式，果然行文波澜起伏，奇崛雄劲。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观赏”效果。

现在再按照补足后的文意来看看有代表性的两种结构划分：

甲、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而作此以倡后学。（［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

乙、前起后收，中排三节，皆以轻重相形。初以圣与愚相形，圣且从师，况愚乎？次以子与身相形，子且择师，况身乎？末以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相形，巫医、乐师、百工且从师，况士大夫乎？公以提诲后学，亦可谓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则自然而成者。（［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九）

例甲“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结构虽明，但因误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当作“一篇大纲领”而又坚持“总是欲李氏能自得师，不必谓公以师道自任”的认识，所以只好把“吾师道也”当作文章的主义了。例乙把“圣与愚相形”简单地与“童子”“巫医”并列，却不知“‘师道不传’，及‘耻笑’等字，是着眼处”。（据［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四十七）

至此，我们可以谈谈文章的结构了。文至“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实辩正“道”与“惑”之理，一正一反，将“必有师”之理讲明，此系立论；行文至“其皆出于此乎”，在于“从师”与“耻师”的后果比照，为“今之学者”敲响警钟；此系针对。此为文第一段。再下三层分而言之，其中“耻师”者二，“从师”者一。此为第二段。最后一段收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