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是曹禺先生的名作。在剧作中，作者用了许多蕴含象征隐喻意味的原始意象符号，如雷雨意象、死亡意象、出走意象等。“窗”在《雷雨》中多次出现，因其蕴载了作者情感及人物命运和剧作主题的众多内容，从而使之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并成为《雷雨》整体意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从文化象征的角度来说，“窗”意象与“门”意象属于同类意象体系。“门”是一个出入口，“象征着两种状态，两个世界，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财富和贫匮之间的出入口。它开向一个神秘的世界。但是，门具有动态和心理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表示出入口本身，而且还请你跨过它。它邀请你进入另一个世界……”（《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第６１６页，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在宗教中，“门”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基督教中，荣耀的基督本身就是门：“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约翰福音》第十章）从象征意义上看，人们通过“门”，常常会达到从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转变，如中国神话故事中的鲤鱼跳龙门便是如此，跳过龙门便意味着地位、环境、人格乃至人生的改变。按神话原型批评理论，“门”作为一个原始意象出现在隐喻作品中，便会唤醒人们心中关于它的这些原始记忆，即“门”所蕴含的到达或关闭给人们带来的希望与绝望等情绪，因此，“门”在集体无意识中就成为即将进入或有可能进入最高现实的一种象征。

“窗”的象征意识较之“门”而言有一定的区别。“门”是供人通行用的，是出入口，而“窗”却只是观望的；开门便可以自由地出入内外世界，开窗却只是为了让空气和阳光透进来。在《雷雨》中，“门”和“窗”同时存在，但“门”是常关的，因此，“窗”就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替代作用。它以弱势象征传达出“门”所具有的引领人进入最高现实的内心向往，同时，也兼有情欲和乱伦的隐喻色彩。二者共同构成了剧中“窗”意象的全部内涵。

《雷雨》的故事都在室内发生，大部分集中在周公馆的客厅。客厅有三个门，两边的门分别通向书房和饭厅，只有中间的门才可以通向外部世界。虽然中门是开着的，但作者并没有让人因此感到舒畅──这道门不仅“隔着一层铁纱门”，而且还要通过树木绿荫的花园方能走出去。客厅的窗户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季也是常关不开的。在剧中，关于“窗”的“开”和“关”成为推动剧情发展，激化戏剧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最早感觉屋子里热的是周冲，而蘩漪则是第一个敢于真正说出“开开它”并付诸实践的人。第二幕中还是蘩漪在遭周萍拒绝后，“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气”，然后自语说：“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的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这一点与她“雷雨”般敢恨敢爱的个性有关。也只有她才最深切地体会到这个家庭的专制与黑暗，能感受到这屋子里的足以把人闷死的“死气”，闻到“家具都发了霉”的朽烂的气息，因此，也只有她敢于做出“开窗”这一反抗的举动。然而她的反抗在周朴园峻厉的家长制面前仍显得无力。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中，被蘩漪两次打开的窗户都在周朴园的命令中重新关上，第三次，当外界的风暴吹开窗户时，他又一次叫周萍“把窗户关上”，理由是“你的生母永远喜欢夏天把窗户关上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关窗”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因侍萍而起，倒不如说是周朴园下意识中怕外界的新事物新思想进入到家庭中，从而瓦解他所建造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使家丑外露，进而动摇自己在家中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力，动摇自己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地位。因此，对于周冲的平等思想，对于蘩漪的“疯”，对于周萍的没有节制的“荒唐”，他都竭力地压制，让这个家仍保持表面的太平和秩序。侍萍的突然出现打破了他维持已久的“圆满”和“秩序”，使他深怕这从外面闯入的人会勾起旧事，会引起“闲话”，会毁掉他苦心经营的道德城堡，从而使他及他的家庭在社会上无地自容。因此，他要疯狂地维护、压制，甚至扼杀自己和家人的情欲，以此维护他所要的合乎社会规范的道德秩序。“关窗”便是他这种心态的最直接的表现。耐人寻味的是，执行“关窗”命令的偏偏是犯下双重罪孽的周萍。在这个家庭中，他饱受了父权的压抑之苦，曾有过愿父亲死，“即使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的冲动，但他无疑是软弱无力的，父亲的威严及他所受到的教育迫使他逐渐放弃了仇恨，认同了父权和旧秩序。他要蘩漪“听父亲的话”，要她记住“你是冲弟弟的母亲”，不许蘩漪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里说那些“疯话”，明确表示“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向父亲说明自己“一时的荒唐”，并且保证“事情就会过去的”。这无不表现出他的原罪感以及内心的懦弱和恐惧。也正因为如此，使他最终放弃了对父权的反抗，甚至也操着和父亲同样的话语，要蘩漪“上楼去”，骂蘩漪“怕是真疯了”，明显地表现出对于父权及旧秩序的认同和皈依。他是剧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因而也最能表现作者对这些如“泥鳅”、如“马”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曹禺语）的人们的悲悯情怀。

相对于周公馆来说，鲁家的“窗”指向另一种象征──情欲和罪孽。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情人之间的偷情或恋人之间的爱意表达常常会通过窗和阳台来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也是跳窗而入，去完成他对女人的征服的。可见，窗如果和门一样成为人们交住的出入口，一般都与非正常的情欲联在一起。在《雷雨》中，犯了不伦之罪的男女也正是通过“窗”暗示出来的，从而使剧中的“窗”具有情欲与罪孽的双重隐喻。

四凤屋里也有门，一扇是堵死的，放杂物用的，另一扇则是通向外屋（这里仍然没有直接通向外部世界）。处在舞台正中最醒目的则是一扇窗户。巧的是，在这一幕里，周家兄弟先后来找四凤，所不同的是率直天真的周冲是从门进来的，而身负罪孽的周萍则是从窗进来的。这正好说明了门与窗在男女关系上的不同隐喻。当四凤在滚滚的雷声中对母亲发誓不再见周家的人后，周萍出现在窗外，一个要进，一个不让，两人出现了几次推窗和关窗的动作。在周萍，推窗是为了进来求欢；在四凤，关窗则是出于对道德的敬畏和守诺的必要。最后，周萍用计骗开了窗户。这时，作者作了隐性的处理：两人抱在一起，“屋子整个黑下来。黑暗里，只听见四凤低声说话。”当舞台渐明时，剧本这样写道：“周萍坐在圆椅上，四凤在旁立，床上微乱。”很明显，这是作者对于男女私情的隐写，尤其是当观众已经知道二人的兄妹关系后，这样的情欲描写便带有了乱伦的罪恶感。最终鲁家的窗也被人关上了，关窗的不是鲁家的人，而是被情欲烧疯了心的蘩漪。在这里，“开窗”是纵欲，“关窗”也是纵欲；“开窗”是乱伦，“关窗”实质上也正是要维护另一种乱伦的关系。罪恶与情欲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无法分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乱伦关系的进程一直伴着轰轰的雷声和闪电。“雷雨”是剧中最为主要的意象，它代表着命运对人的主宰以及天神对人间罪恶的审判。

其实，不独鲁家的“窗”有情欲的特点，就连周公馆也是如此。周公馆主人周朴园的“窗”是因年轻时的“荒唐”而关，关上的还有他所有的心灵负累和永难复活的情感；而蘩漪与周萍的乱伦关系也是通过鲁贵从“窗户”里看到并渲染出来的。可以说，在《雷雨》中，情欲的隐喻无处不在。比如鲁家的住址“杏花巷”三个字就大有深意。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杏花和桃花都是世俗情欲的代表。“红杏出墙”“人面桃花”等，无一不关涉男女之情。剧中的情欲皆因鲁家人而起，而侍萍原姓梅，虽然后人赋予梅花以冰清玉洁的特性，但它毕竟也是一种花，和杏花桃花一样，仍带有原始情欲的隐喻色彩。

荣格认为，人生下来便会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记忆，这便是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构形式就是原始意象或原型。所谓的原型就是“无数同一类型的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沉淀物”，一旦它被作者运用在作品中，就会成功地唤醒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种族记忆，从而引发无限的联想。“窗”意象作为一种原型意象，既有对新世界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等象征特点，同时也具有世俗情欲的特殊象征色彩。《雷雨》中“窗”意象的成功运用，唤醒了大众心中对这一原型的深层记忆，使剧中的情节、人物、主题等得以淋漓尽致地显现，因而成为这部名著众多意象中最具隐喻色彩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