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经历，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线，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

前一时期的巴金，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介绍得够详细的。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和“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奠定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老四”的地位（前三位分别是鲁迅、郭沫若和茅盾）。我们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产物。看小说就如雾里看花，尽管它刻画的人事景物多么绚丽多彩，但由于隔着一层迷雾，总让人感觉看得不够真切，甚至还无端地在心底产生“小说所写的都是假的”这样一种错觉。因此，写小说的人恰如执迷于宣讲道教教义的教徒，尽管他们宣讲得十分卖力，也只能使听众如坠烟雾之中而无所适从。他们离道教的最高境界“真人”还差着一大截。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虽然能够带给知识分子一些精神上的“乌托邦式”的慰藉，但在广大民众中还不能产生“共鸣”。真正确立巴金“真人”地位的，还是他在后期写的《随想录》系列散文。

“真人”是“修炼”出来的。后期的巴金，就经历了“文革”的“炼狱”一般的生活。细的方面我们不去讲它，只拣大的几件来说：１９６８年８月，巴金被监禁；９月，被抄家，并经受各种形式的批判斗争，既“触及灵魂”，也触及肉体；１９７０年春节后到上海郊区劳动改造；１９７２年８月妻子萧珊病逝……这一连串的打击，一度使巴金看破红尘。１９７３年回上海后，他把自己关在四平方米的小屋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直到“文革”结束。

“文革”虽然过去了，但是它造成的人们心灵上的创伤是很难愈合的。对待“文革”的创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捂”的态度，即把“文革”的创伤掩盖起来。套用“文革”中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就是“八年了，别提它了”。另一种是“揭”的态度，既把“文革”的伤痛翻出来，让人们去看，去反省，去吸取教训。显然，这时的巴金选择的是后一种态度。

从１９７８年底开始，巴金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随想录》系列散文的公开出版，逐渐奠定了他在民众心目中的“真人”的地位。

巴金开始创作《随想录》的时期，正处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期，尽管部分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纠正“文革”的错误的必要性，但是在共产党内，尤其是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心目中，还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左”的倾向，“两个凡是”在共产党内还挺有市场，拨乱反正还是阻力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要讲真话，要揭“文革”的伤疤，要顶着多么大的压力！然而，巴金就是巴金，“真人”就是“真人”，为了吐露广大人民的呼声，他“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１９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巴金《一封信》）总之，讲真话，做真人，是巴金创作《随想录》系列散文的宗旨。

《随想录》的价值，正如李存光在他的《巴金传》里所写的，“它是一个受害者的严肃反思，一个正直的心灵的痛苦自审，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它将伴随着“真人”巴金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