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杂文就当时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的论调提出义正辞严的批判，既猛烈抨击了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又热情歌颂了在斗争中英勇的中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充满了信心。

开篇以似乎确凿的事实为据，用一句话指出了三个阶段中“中国人”表现出来的三种不同的态度:

１、盲目骄傲，夜郎自大。（“总”含有“一向”的意思。）

２、盲目崇拜，借助外援。（“只”含有“唯一”的意思。）

３、今不如昔，祈求鬼神。（“一味”含有“死心踏地”的意思。）

把这三者联贯起来，其态度是：由自夸到崇洋，再到自欺欺人、虚无渺茫。因此有人“慨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这是论敌的论点。（这是报刊上先后宣扬过的三件“事实”，都不过是“公开”的、表面的东西，并不能反映社会的本质和主流）用了三个事实来反复强调和肯定，即事实已铸成铁案。

“他信力”、“自欺力”这是作者在本文里特地造的两个新词，用“自”和“他”，“信”和“欺”两对反义词衍义造成的。这是一种修辞手法，这两个新造的词和原词“自信力”一对照，就显出极其深刻的讽刺意义。

二自然段“有人”是指梁实秋等文人，针对对方三个论据一一批驳。文章用两个假设复句，第一个假设复句，“自信”早已失掉，第二个假设复句，是退一步讲，接着指出失掉“他信力”后可能寻找一条“新生路”，那就是相信自己，“但”字一转，“不幸”得很，走上了一条可怕的路，即求神拜佛、虚无漂渺、精神麻醉的路。这就是上层统治者自欺欺人，以掩盖他们乞求于帝国主义镇压革命的罪恶目的。因此，文中“中国人”究竟是谁，就不言而喻了。

这里加着重号的句子，是反动政府“书报检查处”删去的文字，它揭露了上层统治者大搞求神拜佛来掩盖自己投降卖国真面目的反动实质。

第五自然段从正面立论，这是三、四自然段所揭露的逻辑结论。既失掉“自信力”又失掉“他信力”走上自我麻醉的道路，就是“发展自欺力”的表现，这一语道破了反动派自欺欺人的实质。

第二层（６～８），正面歌颂我国有史以来前仆后继战斗着的中国人民，揭露反动派凶残毒辣的行径，驳斥论敌的论点。

第六自然段是过渡段，承上启下，明确论点“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先承接上文，对“自欺”作了历史说明，指出“自欺”是反动派的老货色，从古就有，于今更甚。“笼罩了一切”说明“自欺”在当时国民党上层社会泛滥的严重性。

这里的“中国人”与上文的“中国人”内涵迥然不同，上文指国民党反动派一小撮民族败类；这里指富有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

哪些人是“中国的脊梁”？

为什么称为“中国的脊梁”？

一种是不求名利，埋头苦干，创造社会财富和灿烂文化，推动历史前进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创造发明家。如毕升、李时珍等。一种是不怕流血牺牲，起而反抗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坚持抗战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如陈涉、李自成、洪秀全、岳飞、文天祥等。一种是代表人民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为解除或减轻人民疾苦而奔走呼号，为民请命的人。如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等。一种是历尽艰辛，奋不顾身，探求佛教教理的人。如法显、玄奘等。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是用比喻形象地对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的高度评价。

除历史人物外当今的英雄更多，斗争更伟大。鲁迅先生在赞美革命者具有坚定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同时，怒不可遏地揭露了敌人“摧残”、“抹杀”革命者的罪行。最后鲁迅先生郑重宣告：“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直斥“有人”的无耻谰言。观点十分鲜明，感情十分强烈。

在这一层中，鲁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中国人”作了阶级分析，热情赞扬了作为“中国的脊梁”的“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

鲁迅号召广大中国人民必须擦亮眼睛，剥去敌人的伪装，彻底粉碎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时指出“状元宰相”与“地底下”的地位不同、立场不同、对待革命的态度也不同。“状元宰相”是为一小撮上层统治阶级搞摇旗呐喊的，“地底下”是指中国人的真正代表及其正在奋斗的光辉业绩。这里运用了比喻，含义是：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文章是荒谬的，不足为据的，要自己亲自到被压在下面的另一个世界里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