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宗派，而《坛经》则是后世奉为禅宗惟一的经典，也是中国人所写佛教著作中惟一被尊称为经的典籍。《坛经》记录了禅宗创始人惠能的言论，代表了禅宗的基本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同样占有崇高和重要的地位。

　　过去读《坛经》的人，大多数是以明藏本的《坛经》为惟—一通行的读本。到了近代，敦煌的写本发现了，日本的兴善寺本、大乘寺本出版了，《坛经》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谈到敦煌写本《坛经》，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编号为斯五四七五，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按原本不分章节校定，编入第48册。日本学者铃木贞太郎、公田连太郎分章节的校定本刊行后，并收入民国普惠大藏经。流通行世，逾数十年。此外尚存世的敦煌写本：一为北京图书馆藏八O二四号写本，首尾不全。一为敦煌市博物馆所藏任子宜本。一为旅顺博物馆原藏大谷光瑞本。大谷光瑞本现下落不明，但日本龙谷大学藏有照片。各本文字虽小有异同，却可能出自同一个底本。

　　由于敦煌写本文字的书写习惯，与后世颇异，历来都认为是抄写的讹误。故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吏部侍郎郎简法宝坛经序云：“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可见宋代人即视写本文字为鄙俚繁杂。直至现代，学者仍多持此种见解轻视写本。如近人任继愈教授敦煌坛经写本跋云：“敦煌本坛经错字别字，连篇累牍，说明传抄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至于日本学者矢吹庆辉、铃木大拙、宇井伯寿、柳田圣山诸教授，莫不鄙视坛经写本，名之为“恶本”。宇井伯寿《第二禅宗史研究》(昭和十六年，岩波书店)卷首《坛经考》，历指敦煌写本偏旁之误(如打、掬作木，往作徍，代作伐等。)。

　　此种看法，颇易对写本内涵，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因此许多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对着满目谬误的恶本，抱着鄙视浅劣抄手的心理很容易造成了误抄误认的过失。遇到读不通处，更常常自以为是，擅自改动。于是各逞臆说，造成了读敦煌写本的一大障碍。我经过长期涉猎敦煌写本之后，启发了我一个客观深入的看法。我认为语言文字，是心灵思想的符号。人人都有表达思想的欲望，人人都有创造语文的权利。所以荀子《正名篇》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所谓名，即是文字。所谓约定，即民意所公认。

　　所谓俗成，即大众所通用。许多敦煌写本中我们认为是讹误的文字，实在是当时约定俗成的文字。它们自成习惯，自有条理，它们是得到当时人的认同的。因此如果不通晓敦煌文字书写的习惯条理，就很难读通敦煌俗写文字。现存的敦煌卷子，一篇作品，往往有多个写本，可以互相校对，互相印证。我综合历年来研究所得，1980年8月，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召集的汉学会议中，提出了一篇《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的论文(见《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年10月出版)。我把敦煌文字俗写的习惯，归纳成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无定等等条例。

　　字形无字，如人、人不分，雨、两不分，瓜、爪不分等;偏旁无定，如木、十、彳不分等;繁简无定，无佛作仫、含作舍等;行草无定，如风作主、门作勺等;通假无定，如是通事，须通虽等。标点符号亦和现代通行符号大不相同，如删除符号作“卜”等。这种种现象，正和辽代沙门行均编纂的《龙龛手鉴》完全相符。原来《龙龛手鉴》是根据宋以前写本编成的一部字书，所以人部的字和彳部不分，瓜部的字和爪部不分，木部的字和宁部不分。甚至同一个雨字，可以用作两，亦可以用作雨，并同收在雨部中。

　　这种种状况，证明了敦煌写本使用的文字，正是当时通行的文字，而不是近代人眼中心中的恶本讹字。我们认清了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承认敦煌写本确是当时普遍通行的抄本，并非被后世轻视的所谓误本恶本。我们把这种错觉扫除后，再仔细观察这个伦敦所藏的坛经写本，便应该承认它是一个很质朴、很接近原本的早期抄本。这个抄本，据印顺法师说：

　　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传说由弟子法海记录，为《坛经》的主体部分。这在慧能生前应该已经成立了。等到慧能入灭，于是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机缘，临终前后的情形，有弟子集录出来，附编于被称为《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之后，也就泛称为《坛经》。这才完成了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我们根据印顺法师的法说来观察伦敦藏本，可以说是非常接近原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