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上有一些哲学家是绕不过去的，这些天皇巨星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尼采、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

　　在19世纪以前，占据大学哲学讲堂的是经院哲学。许多大学还没有哲学系，哲学隶属于神学系，

　　海德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哲学的思考是本源性的，极富原创性，既发前人之未发，同时又把自己的思想与2500年的哲学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深厚的历史感只有黑格尔能够与之相比。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的思想看作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枢纽：清理传统、深入本源，奠定基础，面向未来。

　　我个人比较偏向大陆哲学，对英美分析哲学不是很感兴趣（这是不对的，英美哲学有它的意义在），原因之一就是，在分析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哲学从自大转向了自卑甚至自虐。而海德格尔则似乎使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你会禁不住对哲学油然生起一种崇敬之情。

　　《存在与时间》的参考书很多：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

　　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

　　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上海三联书店。

　　孙周兴主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

　　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

　　在他看来，哲学家就象艺术家一样，是存在或天道向世人昭显的通道，在这里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思想家的生平。当年海德格尔讲授亚里士多德时，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他只讲了一句话：他生下来，他工作，后来他死了。

　　海德格尔是哲学史上少数几个真正出身贫寒的哲学家。他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土地、自然的眷恋之情，虽然学养深厚，博学多才，但是经常有人在背地里批评他老土、土包子。

　　首先，海德格尔是哲学家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而哲学家尤其不适合介入政治，因为他是理想化的、抽象的，而政治则如法国人所说，是一项下贱的职业，那是现实性的、具体的，有时表面冠冕堂皇，里面却是丑恶肮脏的。换言之，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是不一样的。因此，

　　哲学家不应该介入政治，应该站在制度之外并且始终保持这种姿态，才能保证他对政治的批判作用。一个人的政治理想再好，假如他成为现行制度的组成部分，那就一定会被体制所同化，至少在部分上上如此。总之，介入政治不是海德格尔的特长，不是哲学家的特长，幼稚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参与政治的哲学家都是以失败告终，塞涅卡和培根就是证明。

　　海德格尔以西方文明的批判者自居，他反思的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局限，NZ为人类所不齿，但并不意味着战胜国就没有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NZ与盟国，都是西方文明局限性的产物（原子弹）。海德格尔的弟子们可以既反对NZ，同时批判西方社会的异化，唯独海德格尔不行，因为他没有资格，他无法理直气壮。

　　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家与作家应该与大众传媒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当他们江郎才尽时才需要这些东西。

　　作为农民的儿子，海德格尔内心深处具有对土地、血缘、收获，一句话，对于自然的眷恋之情，非言语可以形容。因而在他的思想里，有一种浓厚的反现代化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与NZ有某种相近之处。实际上，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这种情绪。这或许是海德格尔在中国很有人缘的原因之一。

　　哲学家的思想是很难用好坏善恶来评价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比较抽象，大多是原则性的，并不是具体行为的直接指导。通常哲学家所思考的是两种情况，一是最高原则，一是最低限度。

　　我以为，在许多问题上，康德是最清醒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很崇高――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但是并没有崇高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认为，人应该以道德为理想，不过也要牢记，人生在世终其一生无时无刻不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无时无刻不受到感性欲望的束缚，所以不要奢望在有生之年肉身成仙，活着通达人生的最高境界，理想永远是理想。当年康德屡次申请教授职位而不得，曾经愤而转向俄国女皇申请教授，这事放在以前，一定会被扣上叛国投敌，至少是不爱国的帽子。卢梭从来不遵守起码的道德准则，尼采身患梅毒，维特根斯坦和福柯是同性恋者，罗素80多岁还以猎取女人芳心为乐，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婚外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想，如果只涉及哲学家个人，例如同性恋，那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影响他人的生活。但如果影响了他人乃至社会，就一定会被追究的。然而，仔细一想，这其实不只是对哲学家，也是对所有人的基本要求。

　　海德格尔辞去校长职务之后，退守书房，埋头学术。盟军解放德国之后，海德格尔因为与NZ之间的关系，被审查并且禁止讲课，直到1951年才解禁（著名指挥家卡拉杨就是因为曾经是NZ飞行员，生前始终未曾到过美国演出）。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英美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或差别，无论是在

　　哲学的问题、对象、方法、概念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两者简直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美国作为一种独特的移民文化，各种哲学流派都有市场。但是直到今天，美国哲学界还是如此，甚至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在搞什么课题。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写了一部哲学史，叫做《20世纪西方哲学》，作为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续编，充满了分析哲学的偏见，德国哲学在其中只占极小的部分，与它在20世纪哲学中的重要作用是不相称的。10年前，我参与写作《当代外国伦理思想研究》德国部分时，几乎找不到相关的英语文献。当然，同样是20世纪哲学，区别于古典哲学，它们也具有共同之处，例如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等。

　　大陆哲学主要是德法哲学。

　　德国哲学当然没有游离于现代哲学之外，它构成了足以同英美哲学相抗衡的另一大思潮，这一思潮是从现象学发端的。德国古典哲学之后，其实也就是黑格尔之后，德国哲学经过了一段混乱时期，终于产生了现象学，从而由此真正踏入了现代哲学。记得伽达默尔曾经说过，新康德主义如果没有胡塞尔，可能前功尽弃，不会形成什么有效的成果。

　　德国哲学的衰落与复兴是很正常的：它的衰落是古典哲学的衰落，它的复兴则是现代哲学的前奏。

　　黑格尔哲学标志着古典哲学的顶峰和衰落。一方面，它以思辨辩证法的形式使形而上学终于成为科学的科学，另一方面当它把古典哲学的精神和思维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之时，这种绝对的理性主义不仅与自然科学的现实经验发生了矛盾，而且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德国哲学的复兴以康德主义的复兴为主导，是因为它既切合科学的进展，同时离绝对越来越远，离人类理性则越来越近。不过，康德哲学毕竟是古典哲学，它的理性主义、先验主义以及它的内在矛盾――二元论、不可知论等等，都不是以古典哲学的方式可以解决得了的难题。所以，与新康德主义复兴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协和音――叔本华、尼采、生命哲学，在世纪之交的动荡之中，人类的生存处境更加成为哲学所关注的对象，而这股非理性主义的暗流逐渐成为主流或主流之一，显然与康德主义的科学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亦与古典哲学格格不入。

　　海德格尔登上哲学舞台时，正是新康德主义中的科学主义逐渐没落，人文主义倾向日益强大的时期。

　　当时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以及生命哲学家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科学（在德语中，Geisteswissenschaften直译是精神科学，实际上的含义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有没有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人文科学方法？李凯尔特、卡西勒、狄尔泰等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乃是康德问题的现代表述。

　　决定一门学科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方法。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以来，哲学家们在方法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以前讲过，哲学的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对象，因而认识其对象就应该有其独特的方法。于是，找到或发现哲学的方法，就成了决定哲学的意义和地位的关键。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都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亦然，英美哲学也是一样。实际上，哲学的革命就是方法论上的革命。

　　德国哲学从古典哲学走向现代哲学的转变，是以现象学方法为其标志的。

　　对海德格尔来说，与胡塞尔现象学的相遇是他创建存在哲学的关键。正是因为学习了现象学方法，使他找到了解决存在问题的突破口。当然，这并不是说现象学形成了存在问题，实际上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拒绝存在问题，而是说现象学方法为海德格尔解决存在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海德格尔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存在问题。

　　1、巴门尼德。巴门尼德意识到希腊自然哲学的局限，他放弃了从时间上追问本原（arche）的宇宙论路线，提出了从逻辑上追问宇宙万物之本质的路线，从而确定存在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2、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么，怎样研究存在？苏格拉底将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定在是什么的问题上，柏拉图由此而创立了理念论――理念其实就是苏格拉底的是什么，不过柏拉图进一步强调了是什么的本质的本体论地位。

　　3、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尽管他不同意理念的分离，但是在创建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受到了柏拉图的深刻影响，他将存在本身确定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继而将存在问题具体化为存在的存在方式即范畴的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个范畴体系，它要说明的是世界的逻辑结构。

　　4、中世纪哲学。中世纪哲学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混合物，它吸取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和逻辑方法，但亦接受了柏拉图的等级制的体系构想，因为这样才能解决神学中的上帝问题。于是，亚里士多德范畴体系中的实体（ousia）在范畴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了独立的形而上学对象。

　　5、近代哲学的本体论。近代哲学本体论走过了一个从中世纪形而上学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回归的过程。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都主张一个实体，黑格尔则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将形而上学建立为一个范畴体系。

　　通过上述简单的回顾，我们看到，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基本特征是：（1）以存在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视之为宇宙万物的根据、基础，主张存在具有超验性。（2）逐步将存在问题具体化为存在的存在方式或范畴的问题，乃至实体问题，所以一提到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存在而是实体。（3）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出发，主张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是理性认识，将存在－实体看作是普遍的本质，因而本体论越来越依赖于认识论。

　　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依赖于认识论的本体论受到主客二元式认识论框架的限制，实际上是将存在当作存在物来认识的，换言之，它混淆了存在与存在物的区别。我们的认识论在认识具体事物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当我们使用认识论来把握存在时，就不可避免地将存在限制成了存在物，或是将存在物误当作存在来研究。海德格尔称形而上学史为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iet）的历史。这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允诺研究存在问题，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解决问题。

　　因此，存在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人与万事万物一样也是一种存在者，不过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者，其不同之处就在于：人这种存在者不是现成的已成定型的存在物，而是未成定型的开放的存在者。换言之，人是一种活的存在者，因而存在就有可能通过人这种存在者这里存在出来，得以显现。既然如此，人与存在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一方面人这种存在者乃是存在得以显现的境域，另一方面亦意味着人这种存在者怎样理解或领悟自己的存在，他就怎样存在，而存在也就怎样存在出来。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我们怎样理解自己的存在，我们就怎样存在。

　　因此，海德格尔从来不是仅仅将存在问题看作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将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看作是西方文明的衰落的根源所在，主张通过重提存在问题来医治西方文明的锢疾。

　　形而上学代表的是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这种科学思维方式造就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但是也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危机。当人遗忘了存在，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物上的时候，他便与自己的根源断绝了联系，被连根拔起，迷失了方向，误入了歧途。人类误以为他可以而且已经通过科学破解了宇宙自然的奥秘，从此人类就真正成了宇宙自然的主人，但是实际上他在把存在物化的同时也把自己物化了，于是他一步步地走向了毁灭的边缘。

　　因此，存在问题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理论问题，对人类来说它是性命攸关的现实问题。海德格尔试图重提存在问题，正本清源，回归存在的本源处，寻求解决西方文明问题的新途径。

　　那么，海德格尔究竟是怎样解决存在问题的？这决定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的相遇。

　　海德格尔怎样在现象学方法的启发下找到了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

　　先让我们看一看现象学方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讨论海德格尔如何使用现象学方法解决存在问题，最后再说说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分歧。

　　1831年黑格尔去世之后，黑格尔学派迅速解体，德国哲学在经历了短暂的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时期之后，哲学的旨趣再度复兴，其主导的力量是新康德主义，这就是现象学的理论背景。德国哲学的复兴以康德哲学的复兴为主导，不过康德哲学毕竟属于古典哲学，它的理性主义、先验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等，都是以古典哲学的方式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难题。当胡塞尔登上哲学舞台之时，正是新康德主义中的科学主义逐渐没落，人本主义倾向日益强大的时期。早期的胡塞尔深受新康德主义中心理主义的影响，后来他激烈地批判了心理主义，走向了先验主义，以现象学方法将新康德主义的科学精神引向了现代哲学。

　　如果从整体上把握现象学运动，我们可以将现象学看作现象学方法，也可以看作现象学哲学。当然，试图使现象学乃至哲学成为科学主要是胡塞尔的主张。就此而论，胡塞尔的问题是十分古典的，他的哲学旨趣也是如此，但是他的研究领域和哲学方法却属于现代哲学。

　　作为哲学的现象学或现象学哲学，类似一种元认识论。与新康德主义关系密切的胡塞尔面对的问题主要是认识论难题：首先，认识如何可能切中（treffen）其对象？其次，作为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的概念、范畴、逻辑形式的根源是什么？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或前提，这个问题自然科学自己是不研究的，它也没有能力追问自己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这些基础和前提又是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前提条件和所以可能的基础，因而现象学乃是元认识论，或者如胡塞尔所说，是最科学的认识论。所以胡塞尔认为，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其目的就在于寻求超越于一切相对性的绝对、终极的有效真理。在他看来，以往的哲学之所以不能确立绝对真理，是因为没有找到哲学的真正对象。哲学的对象既不是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的物质世界，也不是经验主义的感觉经验，前者无法证明，后者则是主观偶然的。哲学的对象应该是既非物质也非感觉经验的中性的纯粹意识，先验地存在于纯粹意识之中的纯粹逻辑即纯粹的观念系统，就是绝对真理。所以，现象学就是关于纯粹意识或意识本身的科学。

　　现象学家们并不否认事物本身的存在，只是认为那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不过胡塞尔比较激进，他认为不存在事物本身，任何事物都是意识中的对象，或者说，只有意识中的物才有物的意义。因此，现象学所谓的回到事情本身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要求我们摆脱一切偏见，面对实事本身；其二是说，我们面对的是实事本身而不是实事背后的东西或外物，实事背后或实事之外无他，实事就是最基本的对象。

　　举例说，当我们以眼前的水杯为认识对象时，我们把它归结为颜色、大小、形状、硬度等等属性。问题是，意识如何能够切中对象呢？水杯如何进入意识中来？我们对水杯的认识与水杯本身是否一致？传统哲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现在，胡塞尔认为他的现象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认识水杯之前，我们就已经与水杯打交道了，我们就已经看到它了，即已经意向于它了，这些属性、概念就生成于意向活动之中，并不是后来抽象的结果。换言之，知识与对象都根源于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意识的意向性活动的先验形式和结构是两者一致性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