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闲暇，我见缝插针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历史浩淼，各个时期思想家数不胜数，各种思想各有所异，又有某种必然的相通。读完后没有对某种思想的深切认同，亦没有对某种思想的强烈反对。有些思想似是似非，深奥难解，读后仍深感理解不够到位，于是记忆便逐渐恢复模糊。闭起眼再做回味，有两点似乎和哲学本身并无大关系的特点却记忆犹新。

　　首先是本书的框架。作者几乎开门见山的将中国哲学以内容做了分类，并告诉了读者每种思想的起源，尽管借用的是汉代学者刘歆的话-儒家者留盖出于文士，墨家者留盖者出于武士，道家者留盖出于隐者，名家者留盖出于辩者接下来便按章节将各种思想娓娓道来。这种分类更让人感到中国哲学的历史悠久和广博。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早在两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就形成了各个学派，并且已经比较成熟，而西方的哲学鼻祖苏格拉底及其思想的出现已比我们的祖先整整晚了几百年；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祖先的思想可以用百家争鸣来形容，而西方哲学早期出名的无非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而已，只有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近代哲学才可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百家争鸣媲美。但西方有学者竟声称中国并无哲学，即使所谓的哲学也太过功利。真想把四库全书硬塞到这些人的脑子里，然后他们就可以闭嘴了。

　　其次是作者对哲学著作被翻译的态度。原文表明这种态度用了四个字语言障碍。意思是任何哲学著作只要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就好比馒头被嚼碎后味给他人，其中的味道已全无，那是语言本身的一种障碍。我颇同意这种翻译所带来的让人痛心的后果，而这又是人类传播不同语言的文明所必须要采取的方式。或许这四个字被说成是语言缺陷更准确些。语言的确有着非常强的专一性，一种语言对应着一种思维模式，一种语言对应着一种文化。任何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如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极大的错位。尽管这是现行唯一可行的不同语言间文化的传播方式，我还是无法接受。我以为，不光是哲学，包括其他一些领域也类似，尤其主观性较强的学科，犹如文学，宗教，同样不能被翻译，最好去读原著。

　　这么多年，我所读过被翻译的外国著作极少，能想起来的也就是大学时代所读的村上春树的一些作品，什么《挪威森林》《舞舞舞》《寻羊冒险记》有些连名字现在都已忘却，还有一些晦涩的西方哲学。读这些书时，总会觉得别扭，总怀疑自己的所感所悟和原著会有差别。曾经尝试着去读原版的英文书籍，尽管自己英语水平还基本能胜任，但只能勉强了解表面的意思，远没有读汉语书籍的那种意味深长，淋漓酣畅。时日已久，便慢慢丧失了对外国著作的兴趣。这是我的一点小遗憾，西方的语言和思维一定有着其自身的优势，否则，西方人在近代也不会发展如此迅猛，也不会无论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均超越了国人。很羡慕林语堂，钱钟书那样学贯中西的鸿儒，这些精通外语的大师在思维上的活跃和深刻，可能是我们常人所无法体会的。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有个愿望，我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去学习德语，并精通地掌握，然后就可以去贪婪地阅读德语哲学著作了，因为在那个年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是我佩服崇拜的哲学家，尽管当时对于他们的著作，我连两成都无法读懂，越是这样，便越发产生崇拜和敬畏之情。但当时学习压力大，博大的物理学在大学四年里消耗了我的大量精力，那个诱人的愿望也慢慢化为泡影。

　　事隔多年，还有很多东西被这本书唤醒，但印象最深的便是其清晰的结构以及作者对语言和翻译的态度，这也是我所读过所有哲学史中最难忘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