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说来，我不知道这该算作哪本书的读后感。只是从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后才有了一个整体的构思，才把那些幻灯片般的杂感一点点串联起来，缝成的这篇读后感。

　　我决定从正名主义说起。对于社会，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能够走上轨道、井然有序，必先正其名乎。

　　两千年的历史显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这种正名主义到了后世，日渐成为一种礼教纲常。于是才有了，项梁起义打着楚怀王的口号，而一代枭雄曹操也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儒家，多是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其利益群体是当权的皇族和士大夫阶层。我们遗憾的看到，这种礼教纲常被粉饰了，不复其本来面目，成为了上层社会统治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一种政治手腕。当权者将其略加修饰，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君的，为了正君之名，要杀臣，好似在玩现代小儿过家家，轻而易举，甚至杀得天经地义，杀得酣畅淋漓；为臣的，为了正君之名，甚至一个腹诽这种莫须有的奇罪，都是大大不敬，甚至有灭族之罪。这种反差，古人看来，是悲剧，今人视之，倒有几分滑稽。《柏杨曰》开篇《正名主义》，笑骂司马光这类知识分子顽固、迂腐。

　　然而，这仅仅知识迂腐么？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曲解。不禁要问，正名主义本意何在？冯友兰先生解释说：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的含有一定的含义。这类事物应该做到与他们名字的含义，也就是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用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讲，与其说正名是强调为君为父的权利，倒不如说是，无论是君、是臣、是父还是子，都要尽到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义务。正名并不是说，先确定你是君王，让你享受总总特权来告诉人们我是你们的王以正其名，而是说，你要通过行君之道，尧舜禹汤，从而无愧君王这个称号。或许以中学老师职称为例说得更清楚，正名不是告诉我们，你是高级职称，所以你要领多少工资；而是说，你只有到了什么学历，发了多少论文，从教多少年，才能算一名真正的高级教师。统治阶层人为地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改为臣臣，子子，只享受其权利，而不尽其义务，也算是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了。个人认为，历代君王简直是对孔子正名主义的污蔑，这种盗版主义，或许称之为正名后主义比较适合。

　　有人会说了，你说是历代君王污蔑正名主义，怎知不是你污蔑历代君王呢？夏朝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后，我国历史上每一页都不乏有君臣相残、父子相残、兄弟相残，这种事可谓罄竹难书。君臣父子，干戈相向，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像贺岁片一样，争相上映，好不热闹。小时候卷心菜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商纣王挖去其叔比干之心。当然，这种尽是负面新闻的君王，我们也不稀罕说他。汉武大帝刘彻，足够文成武德，千秋万代，万岁万岁一亿岁了吧。七王之乱，这不用说，显而易见的以臣乱君。而因政治需要娶其姑母刘肥之女陈娇，陈娇女士无子失宠，在宫廷斗争中败北，罢黜皇后的职称，囚禁于长门宫内，刘肥跪地相求，也无济于事，这次，长幼之序，夫妻之恩，兄妹之情，这些纲常一齐乱作一团，噼里啪啦又稀里哗啦，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刘彻晚年建思子宫，悲思其子刘据，另一方面却又提醒人们那个民间巫蛊事件，那次父逼子反，父子反目成仇，那次事件伤亡人数足可以令梵蒂冈这种地稀人也稀的国家感到汗颜杀这么多人，吓死你，看你还跟阿扁混，再混，屠国总之，这次事件，父子之纲那也悲剧得很哪。讲到这里，真相已是相昭然若揭了，后世君王和效忠君王的儒生，不过是对孔子的侵权行为罢了。所图谋的说白了，还是自身的利益。如果他们推行的是自己的信仰，又怎会从公元前一直杀到公元20世纪初呢？动不动就一个个杀得争先恐后，杀得废寝忘食，杀得风雨无阻，杀得鸡犬不宁。挂羊头卖狗肉，信仰孔子的正名主义是假，改头换面大摇大摆地搞愚民政策是真。现代商人贴牌销售的伎俩，我们的古人早就用得滚瓜烂熟。

　　我常常又想，思考这些，又有何用呢？

　　往浅处说，这可以解决许多生活中的琐碎。我们常常听说这样的事情，孩子的父母因为觉得自己的孩子没考好，丢了脸面，毒打孩子，甚至于打死打残，亦非骇人听闻；孩子长大了不赡养父母，还得耄耋之年的老父母蹒跚地奔走于司法机关，和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对簿公堂；一些中学甚至小学老师因为嫌某位差生拖了自己所教学科的平均分，而不让学生参加考试；医生给病人开药，只开最贵，不开最好，恨不得一个伤风感冒也要病人去照ct，核磁共振这些例子屡见不鲜，不胜枚举。他们是父母、钱是他们赚的、他们是老师、他们是医生、他们是点点点，所以他们说了算，一个个神气活现，像古代的君王一般牛气冲天，牛得让那些穿上民进党绿色马甲的股指汗颜。如果领悟了正名主义真谛，想清所处的位子是什么职能，怎么做才能问心无愧，而不是一味沉浸在所处位子可以享受的权利甚至是权力之中，也许就不会有那么些父之过，那么些子不孝，那么些毁人不倦，那么些红包天屎了。

　　往深处挖掘，正名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孔子思想的一种基础，由此根基，可以顺理成章地发展到孔子的其他思想。

　　孔子对于自己灵性的修养曾说：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世界存在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先别望文生义，知命与所谓的宿命论截然不同。宿命论告诉人们，一切命中冥冥自有天定，这种想法会使人懒惰。而儒家从义又发展出为而无所求的思想。人做自己所当做的，因为这是道德本身的要求，而不是由于道德之外的任何考虑（《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我认为，正名主义中的恪尽职守的态度与知天命中有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从为人处事的态度上讲，有为而无所求是积极进取而又不乏庄周的豁达的。

　　不过我觉得应该修改一下，应为有为而不必有所求。在我看来，孔子想表达的不是无欲无求，而是笑看成败。无所求是虚伪而不切实际的。我们努力去做一件事当然是有目的。医生固然要悬壶济世，若不追求利益，如何养家糊口呢？齐家都做不到，又何谈治国平天下？儒家推崇的亚圣孟子都说，只有让民衣帛食肉，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利益虽不是奋斗的终极目标，但却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所比不可少的因素。好比说，人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呼吸氧气，但人若不进行有氧呼吸，也就一命呜呼了，人生的其他种种也无须多谈。即便不是追求利益，一个人所做也一定有目的。倘若做事没有目的，那也便没有了做这件事的动机，动机都没有，又何谈努力地实践有所为呢？孔子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四处宣讲，难道是无目的的吗？唤醒大众，推崇礼教难道不是他的目的吗？没有目的地的旅游只能算是流浪。

　　可见，知命重点不在于无欲无求，而在于对过程的重视。何为知命？冯友兰先生告诉我们：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记。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言败。我们做事，其外表的成功，要天时，地利，人和。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是说，人和与否是看我们自身努力与否。至于天时和地利与否，外部条件是否配合，绝非人力所能完全控制。冯友兰先生在此提到了不败，很容易让人想到《老人与海》中，海明威说的：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初中时候总是为老渔夫桑提亚哥感到惋惜，费尽千辛万苦打来的鱼，却被鲨鱼来了一个黄雀在后，鲨翁得利，甚至觉得那种不败不过是一种诡辩，一种阿Q的自我安慰。现在明白，既然他在整个捕鱼过程中竭尽全力，把生命的顽强和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上讲，他的确是胜者，因为他战胜了茫茫海洋的种种威胁。打到鱼固然更好，即便没打到鱼，那也能算不虚此行。与先前提到的宿命论相比，不难发现，宿命论是强调结果的不可掌握，是消极的，而知命论则是强调过程的重要以及其可操控性，从积极的一面鼓励人积极入世。

　　这种知命论在当今社会，我觉得，也是极具指导意义的。路遥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人啊，忍、韧、仁！他在《平凡的实界》中塑造了少安、少平等一个个自尊、自强、自信、平凡而不平庸的人，他们在一次次苦难中展现出顽强坚韧，他们的精神在挫折与痛苦的锤炼下升华！现实中，我一次次地想，何为幸福？许多父母官要人们把自己当父母来孝敬，穿金戴银，三妻四妾五姨太太，面子倍足，仿佛是体面的人过着上等的生活，这是不是幸福呢？许多人，把心灵这个所谓的累赘抛在身后，在物质的世界里跑在最前列，这算不算幸福呢？许多这些，不禁让人迷茫而不知做人的方向。孙少平，这个普通的劳动者，这个精神世界的巨人，教会了我苦难的哲学，当然这不是说苦难即是幸福，而是说贫穷或者富裕，社会地位的高低并非幸福的判定标杆。只要我们在为自己的理想，满怀希望地去实践有所为，即使是在遭受苦难，也不用气馁，因为苦难所酿出的生活之蜜是甜的。就我的理解，苦难哲学便是孔子知命论的产物。

　　《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自序：小史者，非徒具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我也感到，此书虽名简史，却是微言大意，包罗万象，只得择其万一，略叙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