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深秋，我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每天天一亮就开船，天黑了就停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令人销魂，我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几次。一九三七年为避日寇，十六岁的何兆武随父母返回湖南老家。十年后，先生回忆起返乡之旅仍是充满诗情画意。这样惬意的旅途，似乎可以象征何先生前半生的生活，虽然生在一个变乱频繁的时代，但他的内心始终是自由的、从容的、甚至是喜悦的。我在读《上学记》的时候，不止一次惊讶我们怎么会有那样一个时代，而在那个时代，何先生居然做成了一个幸福的读书人。

　　何兆武先生的回忆始终都是平静的，反倒是我们这些读书的后辈一次次地感叹、诧异。何先生的回忆就像一缕阳光，慢慢撕开了一个历史的口子，让我们得窥一个时代的缩影。其中有些细节，就像黑暗中被按响的钢琴，让人惊退一步，不知所措。比如，书中写到北洋军队的军歌歌词竟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北洋政府的国歌竟是先秦无名氏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真实的历史氛围在细节上最容易得到呈现，这样的细节又仿佛是一个悖论，让读过正统历史教科书的我们不免目瞪口呆，废书长叹。

　　何先生在口述中反复提及的两个词语是自由和幸福，这似乎是何先生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折射，时代的高度和氛围往往印证在人的身上。翻遍此书，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当时的学校，尤其是西南联合大学，弥漫着我们想象不到的自由氛围。那时，教师的聘任不以政治信仰和学术见解为标准，他们上课也没有统一的教材，尤为难得的是，他们讲课近乎绝对自由，没有人要求他们应该讲什么或不应该讲什么。学生的权利也得到充分的尊重，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何先生在西南联大先后读过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系，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何先生有言：社会要进步，学术必须自由，思想必须自由。由此言得之，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大批俊杰，自由的校园氛围是功不可没的。有自由，才有活泼的精神、不羁的思索和创造的激情，自由一旦遭到钳制，一切精神之花必然凋谢，更不用说结出创造的累累硕果。饱经风霜的何先生不无所指地说：基于当时北京的环境，也决定了国民党控制力量天然的不足，乃至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往往流于形式，至于云南的联大亦是如此，幸运如此，才能有传承的自由学风，让各种思想在联大交融，以实践来检验，也是如此，西南联大在祖国灾难深重之时，却培养出了大批的栋梁之才乃至国内外的泰斗，但是建国后的五十年中却少有大家现，即便有，也是我们国内所公认，据我所知，目前真正的大家在国内外享有威望的还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一批学子。言之凿凿，令人不胜羞愧，后人思之，岂能无动于衷？

　　幸福究竟为何物？这一问题一直缠绕和折磨着年轻的何先生。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他们的答案。答案尽管可以不同，但是否去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却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在漫天烽火、战乱不止的民国时代，何先生和同学王浩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是幸福。得出的结论是：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一个是自己的未来越来越好；幸福归根结底还包括精神上的。宗教的虔诚是不是幸福？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和自欺。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弃扬，是一种通过苦恼的欢心，而不是简单的信仰。何先生的幸福观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这样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探求，同样值得后人感佩。自由和幸福这些抽象的概念，最后一定是要沉潜到的人的内心的，最后一定是要人去体会的，离开了个人的体悟和验证，自由和幸福只会沦为宣传的工具和鼓动的标语。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消费主义疯狂地攫取人的内心的时代，在各种欲望的引诱下，我们已经不再关心自己是否幸福这样的问题了。这样的问题在红尘男女看来简直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我们生在一个安定的时代，内心却从未安定过，更谈不上在何处安放自己的灵魂。何先生是幸福的，因为他是一个智者，即使在战乱频繁的时代里，即使是在颠沛流离的处境中，他都不忘回归自己的内心。这样的境界和状态，我们只能高山仰止。《上学记》是何先生风雨人生的记录，更是我们今日反省的对照。历史犹如火车过隧道，它终有冲出黑暗的时刻，我们是车上的乘客，要始终坚信火车是一直向前的，即使暂时行驶在暗无边际的涵洞里，也要坐直身体，因为隧道已经将到尽头，前面就是漫山遍野的阳光以及耀眼的通向自由与幸福人生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