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读书频道也把它列入两会代表推荐书目之一。

　　从客观上来讲，卢梭的这部著作使西方社会从以个体小我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过度到以社会科学为依据的团体契约形成的大我结构，完成了西方社会向团体和谐发展的方向挺进的理论基础先导的任务。它引领西方社会高速发展，在区区200多年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跨越以本书的理论为基础。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反驳了国家起源的两种理论：一是家庭起源理论；二是暴力起源理论。从现代的角度来评判，《社会契约论》这本书也具有时代的缺陷：

　　一、前提无法证明。卢梭提供的整个理论似乎是可以自足的，也就是说按照他的理论思路的话，我们可以推导出和他一样的结论。但是其前提是，我们必须认为卢梭提出的假设或者前提为真，因为任何从错误的前提推导出的结论，其正确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卢梭的那些假设是否能遂人愿呢，或者说其说明足以说服我们并使我们相信他的假设是正确的呢？只要，我们认真地去想想，我们就会发现卢梭的前提的正确性与否之论证存在着许多困难。

　　二、前人不能为后人立法。按照社会契约论，国家或者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人民的合意。而我们知道，后人并没有参与社会契约的制订过程，而且往往在他们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之后，他们也没有明确地表示现行的社会契约是合乎他们的意愿的，并承认该契约对他们的那种强制性的约束力。相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前人未经其同意而擅自加于他们的。

　　三、在卢梭的国家起源理论中，涉及到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先后问题。卢梭认为人民的权利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国家权力的形成正是人民让度其权利的结果。至于人民是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其权利，卢梭的观点是人民让度其全部权利组成国家，再由国家来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范围。这实际上将人权于消极的境地。一般来讲，法律中自由的含义是-法不禁止即是自由。而卢梭的这种理论恰恰相反，人们自由的范围和界限由法律加以规定，而此外法律未加以规定的，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授权根据，所以必然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而就此而言，使人权的范围大大缩小，是极不利于人权保护的。

　　此外，卢梭在书中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之权益。由于卢梭深深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弊端和压迫正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为了消灭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卢梭过分地强调了公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完美的。因此，他同时也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和必然性。因此，尽管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由于卢梭社会契约论本身所在的这种人权观的实质，也必然地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中种种悲剧。

　　卢梭生于18世纪，他的理论又源于一个假想的国度，历史的局限性和理论基础的相对薄弱是显而易见的。卢梭认为，公意应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如果认为人民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某个行使这个权力的人，而没有相应有效的监督，那么，这种没有监督的权力不仅会产生腐败，而且会导致专制与独裁，最后导致暴力与战争。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的理论，从而发现他不足之处。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正是因此，才不断地有人对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提出挑战。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卢梭不能解决以上的那些问题，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将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更加明白、透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对卢梭留下来的未解之问题画上完美的句号。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理念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这到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