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读完了岳南先生所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掩卷长思，感慨颇深，特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从整体上看，此书行文流畅，古典韵味与现代风味兼顾；作者在引用相关文献时贴切自然，毫无生涩之感；文字朴实、厚重而不虚浮；笔力深厚，用笔老到，一看就是具有较深的写作功底和历史人文积累的。如果说此书有什么不足之处，我个人认为，就是有些结论下得过于肯定了些，比如对傅斯年的评价就高了些，从中国近代的整个学术史来看，傅斯年的学术名气较大而学术贡献相对较小，实际上是当不起岳南先生如此评价的。当然，瑕不掩瑜，本书总体上是很有水平的。

　　下面，我就来具体的谈谈我读过此书之后的感受。

　　一方面，我要否定一个观点，即陈寅恪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留下一部大部头的著作、这使得其在学问研究上难以与其他的学者相抗衡。对此，我想说的是，大师是不能单纯用是否拥有大部头的著作来衡量的。我们要看到是，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家，其作品当中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但他的每一篇著作无不具有独创性，发人未发之覆，其著作观点之新颖、考证之合理、分析之透彻，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其著作的伟大价值，这种价值是一些所谓的大部头著作所远远不能相比的。陈寅恪先生的著作虽然不多，也缺少大部头的著作，但其仅有的几本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都是震惊世界的名著，这些著作都是发前人未未发之覆，很多东西在中国学术史上都是首次提出并且令人信服，这些著作字数虽然不多，但其创新性比起某些东拼西凑搞起来的所谓的大部头著作无疑好得多；即使面对一些很出色的大部头著作，从学术价值的角度讲，陈寅恪先生的这几部著作也是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略强之的，要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篇好的论文，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原创性和学术价值都是要高于某些大部头的著作的。这是从学术原创性和学术价值的角度来说的。从文学创作的领域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你不能因为鲁迅没有写过大部头的小说就否认其是中国近代的头号文学家这个事实；你也不能说写了十几部大部头著作的金庸比写了《红楼梦》一部作品的曹雪芹著作多得多，就说金庸比曹雪芹厉害，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曹雪芹是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小说家，这是金庸所远远无法相比的。因此，陈寅恪先生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但这丝毫无损他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史学家这一事实，也丝毫不影响其著作的学术价值，更丝毫不影响他在史学上的地位要高出一大批拥有大部头著作的学者。

　　另一方面，某些人甚至认为，西方第一流的学者做学问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像马克思、康德、黑格尔那样能够构建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自成一家、开山立派之人；第二个层次是如华生、杜威之类的人，这个层次的人，不能像第一层次的人那样，构建一个大的体系、开宗立派，但是他们能够与在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范围之内创立一个小的系统，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这类学者的学问很好，知识也很渊博，但他们只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自己从来就没有创立过什么系统之类的；第四个层次就是普通学者的层次，他们的知识既不渊博，所做学问也不甚出色。按照这个划分法，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孔子、老子才能达到第一个层次，朱熹之类的能够达到第二个层次；到了近代，能够达到第一个层次或者第二个层次的，一个都没有，陈寅恪、钱钟书这样超一流的学问大家只能达到第三个层次，至于其他的学者，只能达到最末的一个层次。

　　对于此种说法，在我读的书不够多、阅历还不够丰富之时还相信了，因为陈寅恪、钱钟书等确实没有构建过什么大的学术体系，从这点上看，这种说法确实是有道理的。但后来我仔细的一想，这种说法却是有失公允的。

　　第一点，作者只是单纯的是从哲学或者是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的，而没有涉及其他学科。从哲学学科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划分无可厚非，陈寅恪、钱钟书也许连第三个层次都够不上；但从历史学、汉学（或称中国学）的角度分析，黑格尔、马克思、康德创立的这些体系就基本上没多大用处了，君不见，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比起陈寅恪等不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来说，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其他方面，都相差甚远，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并且，从文学、史学研究的角度，黑格尔、马克思、康德等人与陈寅恪相比，水平差得就不是一点点了，而是很多。你不能够说，搞哲学研究的就比历史研究的要伟大吧？当然，从影响力来说，搞哲学研究的确实大一些。

　　第二点，作者只是单纯的用西方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学术研究，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治学传统。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等创立了一个巨大的体系，无疑是很伟大的（注意：马克思有很多是被吹捧起来的），但要注意这个体系之中很多东西都不是自己原创的，也就是说，真正自己的东西不是很多的。按照陈寅恪的天才，要是硬是创立出一个像马克思、黑格尔、康德那样的体系，也不是太难的事情，但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显然没有如此必要，即是你的体系、理论再先进，不去拼命的积累史料再仔细加以辨析，不多懂几门语言，也是搞不出什么成果的。要是单纯的从历史、文学领域学问研究的角度讲，那些创立了所谓大体系的人，与陈寅恪相比，水平就实在差得太远。所以，单纯的用西方的那一套来衡量我们的学术研究而不考虑中国的治学传统，是不好的，是有失公允的。

　　今天，我之所以提到这两个观点并对它们一一的进行辩驳，是为了说明，人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能够人云亦云，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在某些地方是真理的东西，放到另外一些地方去就不一定了。我们在领会某样东西之时，全面、深刻的辨析它才是正确的，不分情况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这也是我读了岳南先生这本书之后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