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翻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昔日读此书的激动已经不再，留下的是一种激情的灰烬。八十年代的文章受到李泽厚浮华文风的影响，刘小枫也不例外，他的文章充满了古今中外的广征博引，深刻的主题被驳杂的引用所遮掩。

　　不过说回来，八十年代还是给青年学者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必思考写作格式要求，而是尽力进行思想表达。这种顺畅的表达，让很多问题真正能够浮现到历史舞台。刘小枫这部《拯救与逍遥》就是在对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代性批判问题。在读《诗化哲学》的时候，就能看到刘小枫通过梳理浪漫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所展开的批判，这个立场有别于八十年代启蒙哲学的氛围。

　　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在深入西方思想传统的同时，扬弃了浪漫主义哲学立场。刘小枫在展开对中国浪漫主义传统批判之前，首先树立了一个传统靶子儒家传统。将儒家传统视作世俗哲学，并对其进行人性论的批判，这自然就是浪漫主义叙事的开端。当然，这种中国思想的叙事，是通过一个引言，即诗人与死亡展开的。

　　在《诗化哲学》中，刘小枫提出了二十世纪是残酷的世纪，是诗人自杀最多的时代，也是人性败坏的时代。那么，背后就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现代性扼杀人的灵性，诗人不得不选择死亡。这个命题，让刘小枫找到了中国思想的叙事起点。屈原死于政治与儒家伦理的彷徨，是浪漫对于政治现实的否定，或者人性对于兽性的反问？诗歌传统确实存在浪漫主义倾向，刘小枫将其作为对于现实政治的否定，则未免过分用拔高中国诗歌传统的嫌疑，或者用德国浪漫主义置换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浪漫因素。当然，刘小枫这种置换是隐藏在其叙事之中，这种通过浪漫主义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其实与德国浪漫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拒绝，是同一种思维的产物。

　　当然，这种浪漫主义被追溯为屈原天问、庄禅的逃逸、曹雪芹的红楼说梦，鲁迅的冷眼观世，总之又是粗线条地将中国浪漫主义拉了出来。但是，刘小枫并未如《诗化哲学》停止于此，而是将中国浪漫主义与西方神学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应该是类似于釜底抽薪。本来以为刘小枫不过是做了一个中国版的《诗化哲学》，结果却是通过神学对浪漫主义的否定。这让八十年代美学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者刘小枫所说的四五一代人惊愕不已。

　　我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了刘小枫并非是简单追求神学，而是回到了《诗化哲学》中存在性的追问，在有限与无限的追问之中，他开始了个体与上帝之思。人终免不了一死，哪怕是诗人或者艺术，都会因为时间而腐朽。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不朽？存在主义只是暗示了存在，并没有真正回答。刘小枫的追问，必将回到上帝的永恒。上帝的救赎，让刘小枫找到了新的超越维度，超越理性（儒家）的世俗，超越诗化哲学的永恒，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不朽，人只有认知上帝，才能与上帝永恒。这种追问，导致他对于中国浪漫主义或者德国浪漫主义的否定，在自我否定中，他走向了神学。

　　有些人曾经说刘小枫是二道贩子，不断跳槽者，却不曾被他这种存在主义的追问所困扰。究竟在我们当下的亲在后，是否存在永恒的不朽，这才是他不断追求的真理所在。就像下一本书《走向十字架的真理》所暗示，他是一个不断追求真理的存在。在不断追求过程中，他拣尽寒枝不肯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