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这样问自己：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问：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但我们总是想不明白，也回答不了，于是就有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的冲动。可真要去死又很不甘心，于是就感到无比困惑和焦躁不安。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物质生活比任何一个时代都丰裕，但我们仍然不快乐，很多时候感到莫名的失落和悲观。我们拼命地工作，无非是想过得更好一些，但渐渐地我们发现，越是拼命，理想生活似乎离我们越远。甚至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初那个物质贫乏的岁月。我曾经对同一所大学两张不同时代的毕业留影做过对比，一张是1983年的，一张是2003年的，相隔20年。1983年的那张是黑白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穿着十分朴素，但他们所有人都笑得很灿烂，那眼神和表情无不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顿时内心为之一震，有种被冲击的感觉。2003年那张是彩色的，学生年龄都差不多，衣服是五颜六色的，都较艳丽，但他们的笑容和眼神却是空洞的，有一种解脱式的喜悦，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茫，甚至沮丧和麻木。单独看它们任何一张，也许你都不会感觉到什么，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当今，物质条件虽然非常丰富了，但我们并不快乐。或者说，物质生活的富有并不能带给我们精神生活以满足和愉悦。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质量。周国平说：人的灵魂生活比外在的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更为本质，每个人的人生质量首先取决于他的灵魂生活的质量。这恰是被我们忽视的。

　　德国哲学家、生命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奥伊肯（RudolfEucken）1908年曾写过一本书，叫《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他那时便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他所处的时代似乎是我们所熟悉的，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崩溃和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意义已经丧失。奥伊肯最忧虑的便是物质成果与心灵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人们过分专一地投身于劳作，其结果会使我们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心灵。现实主义文化一方面只关心生活的外部状态，忽视内心生活，另一方面又把人封闭在狭隘的世俗范围内，与广阔的宇宙生活相隔绝，从而使现代人陷入社会生存情绪激奋而精神贫乏的疯狂漩涡。（周国平在《灵魂需要独行》p11）

　　在这个漩涡里，我们忙碌得几乎找不到东南西北了，最终却忘了为什么这么忙碌？这是不是悲哀？

　　在这种悲哀中，我们感到生活没有意义，而又不愿自杀（当然，每年自杀的人也不少）。奥伊肯认为，那是因为在精神的问题上，任何否定和不满的背后都有着一种肯定和追求。用周国平的话说，就是：我们普遍对生活意义之缺失感到困惑和不安，这个事实恰好证明了我们的本性深处有一种需求意义的内在冲动。因此，现代人的不安超过了以往时代，反倒表明了现代人对精神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

　　既然我们心还未死，追求还存，何不醒悟过来，开始行动停一停手中的活，从物质的坟墓中爬出来，让精神晒晒阳光，愉悦一下，让无家可归的灵魂回到肉身小憩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