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对一个人的全部希望来源他生命的存在，对一个人的完全割舍是因为他生命的消失。但在这样一个对脑死亡界定缺乏意识与习惯的社会，如何能够视有呼吸的亲人为死亡对象进而捻灭希望?这是此次东野圭吾探讨的主题，以死亡为绝对目的，向生命发起提问。

　　传统观念里，心肺功能的丧失是确定死亡的基本标准。而从科学的观点看，生命的终结在脑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脑死亡的界定还存在一个伦理的接受问题。在书中，东野圭吾就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与科学观点的现实拉扯。

　　6岁女儿意外溺水抢救无效，本想在女儿小学面试后便离婚的熏子夫妻，一起向女儿做最后告别时，握住的小手居然感觉动了一下，这仅有的彷如错觉的颤动，让夫妻拒绝承认医生的脑死诊断。事实再确凿无误，一对夫妻也无法接受还在呼吸的女儿的死亡结果。但这并非客观原因，促使他们内心折磨的，还有现行的法律法规尚未真正执行一个严肃有力的法案，这使得在诊断为脑死亡的同时只能用怀疑脑死亡这种未知字眼，总要令人们心怀期盼，这是日本目前的社会困境，东野圭吾更是极现实地多次提到美国律法对此类事情的客观理性，即一旦认定脑死便果断宣布死亡，划出生死界限。

　　东野圭吾对脑死判定不仅仅是片面提及，他深度挖掘了及时宣布死亡的有利条件。利于器官移植的发展、利于其他生命的获救以及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他实际是对生命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最大化实现做了一次深刻诠释。

　　在书中出现了一位需要心脏移植的小女孩，无法在国内找到捐献者，只有前往美国，而需要给出的天价医药费把小女孩的生狠狠拖拽到地，最后只能用她的死表达现实处境的悲哀。她的出现把问题推到高点。因为这直接反衬出熏子夫妻消耗的大量金钱人力，维持女儿表面的生命迹象而缩小社会意义的不可取之处。然而，接下来东野又给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人可以只按逻辑正确的方向走，可以无私奉献，可以把生命每一个部分体现价值，那人性该如何自处?爱将如何安放?

　　为了让女儿活下去的熏子夫妇，想尽办法让女儿自主呼吸，让她可以抬手、抬脚、打招呼、接礼物，让她扯出微笑，会每周带她出去散步，甚至还带她去参加小儿子小学的入学典礼，并在讲台上替她自我介绍，她就像是睡着的人被父母很好地照看着，但一切的一切依赖于机器操作。倘若理性分析，她已是一具尸体，那一切又是多么可怕。不过对于这样夸张扭曲的场景描写，东野圭吾处理得有些隐忍不发，他把情况沉默地展露出来，留给书中的其他人去思考：摆弄无意识生命是对神灵亵渎?帮助脑死亡的人维持呼吸简直毫无意思?让可能死去的人抬起手臂打招呼，不是变态吗?

　　种种质疑、远离、或者攻击之下，东野却加入更多人来支撑这些怪异场景的发生。除开亲人们支持，还有提供技术帮助的下属、同为父母的陌生人、为女儿进行特殊教育的工作者，他们被人类感情的共鸣绑在一处，他们能深切体会到父母对子女的爱的深沉，而情感共鸣往往置规则不顾，因此即使熏子行为再不合时宜，也能找到情理之中的缘由。这延续了东野一以贯之的风格，在他出道三十年的纪念作里，他再一次拒绝把理性奉为生命的神台，而这次彻底地在人性的弱点里渲染出爱的坚韧。

　　对于生命，究竟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好?还是顺意内心情感的极度不舍的好?当然故事里没有任何一方取胜，站在生死的思量和法律与伦理的冲击中，东野只能触碰人性化的折中办法，他说：人只能坦诚面对自己的心境，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符合逻辑也没有关系。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仁慈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