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作于1925年10月。从1924年9月到1925年4月，是鲁迅一生中相当痛苦的时期，与周作人的决裂、女师大事件、被教育部解聘等一系列具体的生活境况使鲁迅的内心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的孤独者状态。“人生终究是虚空还是实有”、“对人世可以抱以希望还是只有绝望，是爱还是恨”、“是创造还是毁灭”是这一时期纠缠于鲁迅心头不可消解的哲学问题。这一时期的作品包含一着鲁迅一生求索的核心问题，是鲁迅的人生存在论最为独特的反应。

　　其中《孤独者》‘据胡风回忆，鲁迅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那是写我自己的。”’可见《孤独者》与鲁迅个人有着某种超乎其他作品的直接联系。魏连殳在鲁迅小说创造的孤独者形象谱系中是一个终结者，他与大众的关系已不存在主动地沟通，完全不给庸众观看自己的可能，封闭自己于“独头茧”中。而小说最后的复仇行动中，包含一着魏连殳这个孤独者的某种自弑与弑他的深刻绝望。

　　下面我们就结合《孤独者》来探寻鲁迅思想中孤独者的产生及其生存境遇。

　　一、庸众与独异个人——从“看”的行为说起

　　根据鲁迅自己的叙述，弃医从文的个人转向与细菌学老师放映日俄战争中，日本处决充当俄国间谍的中国平民来示众的图片这一事件有关。当然，此事确有还是鲁迅的虚构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是“看——被看”中强烈体现的灵魂麻木让鲁迅爆发出的某种唤醒、疗救中国人精神的欲|望。

　　然而这种麻木到底是怎样一种麻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爱的极度匮乏。具体说来，是缺乏自爱，继而也不可能爱他人或产生对他人的同情。

　　从鲁迅的小说《示众》《药》和《阿Q正传》我们可以发现：庸众“看”的行为中，观看者和被看者的深层精神状态。

　　当观看者看人时，他的目光中包含一着一种野蛮的期待，它袭击者被看者原本完整的人格，打碎他，消灭他，期待着他的反应(即表演)，而对于被看者，这是一种压力，他被迫放弃真实的自我，成为这种压力下产生的演员。这种行为关系的背后，实际是看客与被看者两者自我人格的缺失，留下的只是表演与狂欢本身。

　　这种观看期待取消了观看者指向被看者的与自我生命相联结的情感投入，“他在我的注视下的一切行为只是表演，而表演对我的生命来说本质是不真实的，所以现在的他与我无关。”继而没有了同情的可能。

　　然而“我”在哪里?!

　　在对自己生命缺乏反思的生活中，自我与他人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他人是与我有种同种生命体验，有爱有很，有真感情的他人，而自我则是与他人一样值得爱的生命。所以，真正的自我—他人只可能同时存在。

　　因此，独异个人的觉醒就意味着对生命的反思，继而产生自我的意识、他人的意识，最终则是萌发对自己，对他人，对生命的爱。

　　二、孤独者的复仇

　　当觉醒的独异个人重新遭遇庸众时，他将本着这萌发出的全新的爱，来试图唤一起他人对的生命反思。‘但是努力导致的只是疏远和失败。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激起自己的'痛苦，更加深深意识到死亡的来临。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胜利，庸众是最后的胜利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

　　从怀抱希望，到失望甚至绝望，从爱到失落直至恨，从相信世界的某种实有到虚无统治的一切，独异个人在这些对人世的情感中独自彷徨，既没有关于未来的确切的允诺支撑信念，也没有彻底的虚无来窒息一切。“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孤独者》中，魏连殳与“我”的对话其实是鲁迅内心的某种对于人生的怀疑与争辩。但魏连殳的现实生活是庸众对他一步步的逼迫与驱逐……庸众不可期、孩子不可期——为我爱者活之不可得;继而是爱我者的消失——为爱我者活之不得。最后，当世上仅剩下恨我者，而我却要活一活!对于魏连殳来说，爱的失落渐渐转向完全的恨，创造转向了毁灭。

　　孤独者要复仇。

　　复仇，渴望的是对某种爱的对象、或者爱的情感本身的恢复与伸张。但由爱转恨本身就包含一着消极的、毁灭的倾向，而复仇的行为必然是以“背叛我自己和爱我者为代价的。”当我躬行我恨之人的行为，并用这行为“给压迫者以压迫，给耻辱者以耻辱”时，其实这就像是一种表演，将自我从自己的行为中一抽一离，用我憎恨的行为伤害那些原先用这行为伤害过我的人。但这又必然是不可能的，这复仇的行为只可能是一种反讽。因为我的自我不可能从自身的行为过程中完全一抽一离。更重要的是，这种一抽一离自我、放弃自我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爱”的情感，对我之所大爱的理想最大的否定。

　　所以，真正的、纯粹的复仇是不存在的，自弑必然先于弑他。

　　恨与弑，本就是对爱的放弃与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