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答李翊书》中为人与为文的现代意义

　　一、引论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韩愈的《答李翊书》是其极为重要的一篇倡导其古文理论的文论作品。书中，韩愈对李翊所问的“立言”之事进行了回复。李翊以立言问于韩昌黎，不过是想要知道如何写作古文，韩愈却借此之问，演绎了一篇及其精彩的文字。《答李翊书》的研究，目前学界多集中在论述其体现的“文”和“道”之关系、“唯陈言之务去”及“气”与“言”之关系三个方面。本篇论文则从为人与为文的关系出发，论述韩愈的文学思想之现代意义。

　　二、为人与为文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中唐时期的诗文大家。他崇儒学，辟佛老，反骈赋，提倡继承先秦两汉散文的悠长，以古文闻名一世。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立意新颖，观点鲜明。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称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后人尊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贞元十七年，韩愈写了《答李翊书》一文，是指导一个叫李翊的年青人如何写作的一封信。其中包含了他的主要文论思想：（1）文以明道，韩愈认为学习古文的目的和写作目的都在于“明道”；（2）不平则鸣，其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3）含英咀华、闳中肆外；（4）气盛言宜；（5）陈言务去。这些在《答李翊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除以上内容外，文章还论述了为人与为文、立行于立言之间的关系。

　　开始，作者与李翊首先探讨的是“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问题。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

　　韩愈在这篇写给李翊的信中，高扬儒家崇古思想的旗帜，要求青年儒生能够把学习的目标确定为“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刻苦钻研，不求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有别于后世漏儒，韩愈的崇古不是泥古，而是法古，所以他在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重点强调了自己在研读古籍时“惟陈言之务去”，致力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的精细工夫。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自己在学问已达到很高境界（“浩乎其沛然”）后，仍不废怀疑精神，“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终得到淳一的道学。

　　作为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的文章说理透彻，气势充沛，结构谨严，语言精炼。他的《答李翊书》是文论史上的力作，阐述了为人与为文、立行与立言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修养对治学为文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