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罗生门》是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大学时代的作品，自此，芥川正式步入文学创作之途。芥川生于1892年，卒于1927年，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多愁善感，创作时讨厌平庸，讨厌直露浮泛，讨厌隔靴搔痒式的含蓄和自然主义的写实。行文精雕细琢，立意独辟蹊径，构思缜密严整，然文风冷峻，用词朴素压抑，擅长对人性中“恶”的暴露、揶揄和鞭挞，时常流露出厌世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对艺术的执著与痴迷。

　　罗生门是坐落于京都的一座破庙，故事年代，京都连年遭灾：地震、龙卷风、大火、饥荒等不一而足。整个京城尚且衰败不堪，何况小小的罗生门，于是，乐得狐狸来栖，盗贼入住，罗生门里的佛像和祭祀用具俱已损毁，涂着朱漆或饰有金箔的木料被人推在路旁当柴出售。

　　社会经济低迷，人们普遍生活窘迫，在生存压力下，道德和良知失去约束，人性的“恶”渐露狰狞。由此犯下罗生门下的五宗罪。

　　第一宗罪。由于京都城的衰败不堪，仆人被多年的雇主解雇，以致仆人走投无路，迫得在破庙栖身。经济压力下，雇主的冷漠与仆人的弱势形成强烈对比。仆人对雇主不能说无怨无恨，却也是无可奈何。仆人的当务之急是设法筹措明日的生计，但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即使想方设法也是无法可想。为生计所迫，是仆人蜕变为盗贼的原动力。

　　第二宗罪。在萧条的大背景下，庙宇因无人修缮而衰败不堪倒也罢了。但无主尸体被遗弃于罗生门楼上且日久成俗，任由食尸鸟啄食，以致日暮时分罗生门的上空昏鸦蔽日。人世间重生轻死本是常情，然而对死者的遗弃却超出了“轻死”的度，一个对死者失去尊重的社会必然见利忘义，死者的无助折射出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助。

　　第三宗罪。为生计所迫，老太婆竟然去拨死人的头发做假发。对死者的亵渎，必然导致生者的同类相残。无论这个得瘟疫死去的女人生前有多么的十恶不赦，死亡等于清算，应该能洗去其一生的罪孽。然而，老太婆连死人也不肯放过，求生的本能淹没了道德的界限，良知轻易地滑向罪恶，其行为之恶劣可与当年午子胥掘墓鞭尸相提并论。

　　第四宗罪。仆人三下两下扯掉老太婆的衣衫，一脚把抱住自己腿不放的老太婆踹倒在死尸上，然后把剥下的丝柏树皮色衣服夹在腋下，转眼跑下陡梯，消失在夜色深处。仆人阻止老太婆对死人的亵渎，是出于善的本能，然而当他去剥去老太婆衣服时，却是以惩恶的名义在作恶。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弱者无力抗争强者，就将矛头指向更弱者。

　　第五宗罪。被拔头发的死去的女人，生前曾把蛇一段段切成四寸长晒干，说是鱼干拿到禁军营地去卖。禁军们都夸她卖的鱼干味道鲜美，竟顿顿买来做菜。东京都当年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当前的中国何其相似。一个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社会里。

　　贫穷是人性滑向“恶”的首要推手。正如梁晓声所言：“与富足相比，贫穷更容易使人性情恶劣，更容易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黑暗，而且充满沮丧和憎恨。”罗生门里一共出现四个人物，包括雇主、仆人、老太婆、死去的女人。为了生存，雇主解雇仆人、仆人欺侮老太婆、老太婆亵渎死去的女人，而死去的女人生前又去欺骗士兵。他们严格遵循丛林法则，剥去温情的道德外衣，把人性的“恶”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义缺失是人性滑向“恶”的另一推手。人在盛世，道德是束缚“恶”的软力量，社会越和谐，道德的约束力越强大；刑律是束缚“恶”的硬力量，如果为恶触及底线，必然受到惩罚。然而当乱世来临，为“恶”得不到道德的谴责，得不到正义的惩处，社会整体道德沦丧，底线无人看守，为恶者获利丰厚，为善者举步唯艰。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本能的驱使下，叫人如何不去善从恶，历来改朝换代时期的盗贼蜂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善”与“恶”就象宝剑的双锋，当为善超出“适度”的围畴，会滑入“恶”的行列，善与恶之间只是一步之遥。这与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何其相似，超生的人须支付一笔的社会扶养费，政府收费具有惩罚性质，其本意是通过经济手段抑制超生者的生育冲动，达到少生优生的目的。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悄然变味，部分基层政府通过老百姓交钱就给生育指标的方式，动员富人超生，从而达到创收的目的。

　　经济社会中，人既有善的本能，也有恶的冲动，大多数人在道德的倡导和法律的震慑下，不敢为恶而转而行善。同样，公权力也有善恶两面性，对于它的去恶扬善，该由谁来倡导谁来约束呢？对于行政权力滥用，社会道德是不能起倡导作用的。那么法律呢，法律本该可以约束公权力的越界使用，但大多数法律法规就是政府部门参与制定的，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本是上下级关系，是利益共同体。出台一部法律无非是为执法者的为所欲为披上合法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