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尽江南》带来的思考

　　一下午在图书馆看完了这部小说,上大学来第一次完全沉静在故事里，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印象中这样的感觉只有高中上自习的时候才会发生。

　　格非的这部《春尽江南》是一部非常刺痛我的作品，或者是刺痛当下社会生存现实的作品，他对于当下社会人群生存现状的犀利分析，对于当下社会恶劣生存环境的讽刺与深入点评，都会时时刻刻的点醒身处其中的我，带来醍醐灌顶的感觉。在这样一个功利现实主义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究竟在我们心里面留下了什么？”“我们面临的是怎样的精神处境？”这些疑问给作者格非带来的选择性矛盾和焦虑，让我看到了格非的勇气。因为他对准的是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精神世界。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春尽江南》是格非呕心沥血十余年深入思考并描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的三部曲的收尾之作。有人曾问格非：“多年下来，你在创作上有何变化？”格非回答说：“最大的变化和收获，我想就是可以正面切入现实。现实是最难把握的……《春尽江南》是直接描述现实。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此做准备”。

　　故事始于八十年代末一个文艺女青年和一个诗人的相遇，故事的发展却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浪漫。文艺女青年秀蓉后改名为家玉，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了一名律师，因为“她已经摸到了时代的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曾经小有名气的诗人谭端午则宣布着自己的失败，按家玉的话说他在地方志办公室慢慢的腐去，成为一个自我放逐的诗人。以端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的问题是“时代的发展使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曾经有过的优越，他们的不适和内心的不强大，使他们或是与社会、时代格格不入而被放逐和抛弃，或是最后走向死亡。这意味着知识分子阶层解决如何融入社会和自身角色的问题，其道路仍然还是漫长的”。端午显然直接选择接受失败，因为“你只有先成为一个失败的人，才能够最终成为你自己”。

　　格非曾在很多场合说“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过去我们会赋予失败者其他的价值，今天，失败者是彻底的失败，被看做是耻辱的标志，一个人用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在小说中，端午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的失败者，在一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年代，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而家玉代表的则是另一群人，在以失败和成功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方式为人群分类的时代，家玉也是很多人的榜样，也是很多人奋斗轨迹的镜像，很多人与家玉有着同样的人生信条——一步都不能落下。”相比之下，她是个识时务的俊杰。

　　而小说的悲剧恰恰在于家玉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却只能完完全全的否定自己。“在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忘记人的生命会突然中止这一事实。有些人，连一分钟都没有活过。我自己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对此格非有着非常犀利的解析——集体无意识。对于混乱的价值尺度、倾斜的道德天平、如出一辙的人生目标，我们大多数人虽然感到不胜其苦，却本能地选择了奋力直追，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前赴后继地重蹈家玉的人生覆辙。如果说谭端午的失败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家玉的失败却是存在意义上的失败，她如此努力的生活，最终却只能彻底的否定自己。与之相比，端午则是另外意义上的成功，因为他选择接受失败的姿态，却让自己置身于这个恶性竞争的社会之外，最终成为的是自己。

　　人文学科可能需要一个相对绝望的环境，悲剧的是当下可能是最好的环境。

　　每每发出当下如何如何的感慨，畅想着若干年后后人研究起我们这段历史时会怎样去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此，格非说出了一段我认为很有勇气的话：“很多人还抱有天真的询问，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要说的是，这种改革，并非没有开始。依照我的观察，它已经在内部悄悄的完成了。它已经是铜墙铁壁。事实上，任何人都已经奈何他不得。而保护这一壁垒的，不是防弹钢板，甚至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合谋和沆瀣一气，而是让人心惊胆战的风险成本。为了避免难以承受的风险，维持现状成为了最好的选择。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的后果同时又在堆积和酝酿更高层级的风险，如此循环下去而已。就是这样。难道不是么？只有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当这个社会被迫进行重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个不仅仅是环境和资源，也许还有整整几代人”。

　　我总是会乐观的想，现在已经这么差，再差也会坏到哪里去了，所以只会变好。

　　希望不是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