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压力是如此沉重，要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农业革命，而中国农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

　　这场中国农业的隐性革命，其主要动力来自农业外，即主要来自非农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费转型和市场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农产品消费结构以及连带的农业生产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向。这意味着全人口在食物消费上的结构性转化，即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型转到粮—肉、鱼并重（相似西方式）的消费型。而种植业内部，更有另一个结构性的转化，即从“以粮为纲”到粮—菜、果兼重型。

　　但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结构性转化，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也导致了务农人数的显著下降，而这样的下降又正好与农业向相对高价值和高劳动需求产品转型同步，其结果将是农业劳动人员人均劳动以及收入的提高。

　　农业向高值农产品的转向赋予农业人员较高的人均GDp，主要不是体现于绝对产量的上升，而是体现于产值的上升。

　　在向高值农产品转化的趋势下，部分农民获益于相对高值的“新农业”，诸如新型种养结合或拱棚蔬菜的农户。在中国，从事新农业的农户也许已经占到1/3的比例。他们得益于单位土地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和资本密集化，可以凭借更小面积的农场达到全就业的状态，并且获得成比例或更高的劳动报酬，由此提高收入。

　　当前中国农业的劳动力，即使减掉一半，中国的农业仍将以小规模、相对密集的经营为主，并且未来也仍将依赖小农场。

　　中国农业的出路不在大农场而在于新时代的小农经济，在于使用市场机制和激发农民通过市场牟利的积极性，让农民自愿成立独立的合作组织或其他类型的利益团体，疏导市场信息，组织、指导生产和销售，并从有谈判权力的位置来利用市场，而不是单独且脆弱的受人摆布，从而农民（包括“农村经纪人”）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团体，在与商人和公司交易时，才有可能达成平等交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