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遇到两个关于中医的问题：一是有人用充满嘲讽的语气说，不信中医，中医的那些草药，干不干净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可能直接在地里采摘，地上晒干，就直接到你的碗里来了；二是，到底要不要喝冷水？

　　最近看梁冬和徐文兵的对话集、看《思考中医》，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草药干不干净呢？只能说，有干净的草药，也有不干净的草药。就像有厉害的、能治百病的中医，也有糊弄人的中医一样。

　　但中医学而不精、甚至是江湖骗子（就像某些装神弄鬼的佛教徒一样）多了，让大家对中医有了错误的认识。而由于真正厉害的中医太少，别人听说了有这样的人，反而还认为这是迷信。刘力红老师在《思考中医》里写道，他曾经为他的先师的文集写过一篇序文：

　　写完之后，拿去征求部分老师的意见，这些老师都会说：写是写得很好，就是把你的师父写得太神了，太神了反而会有负面作用。其实我师父的这点能算什么呢？不过偶尔的望而知之、切而知之罢了。这样一点小神小通比起扁鹊，比起张仲景，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就连我师父的这一点东西你都说太神，那你怎么可能相信扁鹊，相信张仲景？这就根本不可能。

　　关于中医的神奇，徐文兵老师也说得很好：

　　比如品酒师，同样几杯就往这儿一倒，一喝，这是哪年的，法国哪个庄园出产的葡萄酒，人家都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咱们都是傻喝，就觉得是酸也不酸、甜也不甜的东西。你说这是特异功能？

　　孔子评论易牙是一个好厨师，因为把两条河里边的水混在一块儿让易牙品，他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哪杯水是哪条河的，这也是特异功能。

　　我们现在把特异功能神话了，好像有点玄，不大存在，其实上面所讲的这些就是特异功能。古代人们认识中医的方法都离不开某种与生俱来的功能，特异功能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是人的真性情，只不过在后天被蒙蔽掉了，但有些人还保存着。

　　孔子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说到这个神奇不神奇，归根结底，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见识、眼界和悟性的问题上。

　　第二个问题，喝不喝冷水呢？最好不喝。徐文兵说：运动员受伤后怎么办？拿冰敷。冰敷后什么感觉？没感觉，什么痛啊、胀啊，全没感觉。所以美国餐馆（日本也一样）在你一坐下，服务员第一件事是给你送一杯冰水，为什么呢？你吃饭前来杯冰水，吃饭时无论吃多少，就算吃撑了，也没有感觉。喝冰水，喝着喝着，就把胃的正常功能彻底破坏了。

　　这两个我最为迷茫的问题一解决，我也从一个从未想过信不信中医的人，变成了一个要虚心了解中医、更要努力学习中国文化的人。

　　中医的学习，刘力红老师一直强调，高素质的人才可学习中医，中医不是一般人所能学的东西，必须具有北大、清华这样素质的人才可能学好中医。而现实情况是什么呢？考分不争气，无可奈何，这就上了中医学院。高素质的人对中医不屑一顾，低素质的人压根儿又学不好中医。《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言：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已。

　　为什么学中医需要高素质呢？我总结有两点。一是文。我曾经买过一本没有注解的《黄帝内经》，根本看不懂。即便是有注解的，比如孔子注的《易系辞》，又有几人能看懂呢？刘力红老师说，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康熙字典》始终是他的案头翻动得最多的一本书。为什么要咬文嚼字呢？因为古人的智慧都通过文字，传递给我们了。

　　在解说《伤寒杂病论》的条文中，他经常针对一个字做解说。比如说时字。繁体字时为時，造字的左边用日，右边用寺，寺上为土，表地，寺下为寸，标度量。春夏秋冬四时的产生，就是依赖于这个日地的相对位置关系，而这个相对位置关系的确定，则必须借助于度量这个过程。通过这么解字，才能了解我们祖先们已经知道春夏秋冬是跟太阳和地球的距离有关的。现代人都是知字不识字，这字认得，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刘力红老师提起汉字简化，就感到阵阵忧、阵阵心痛：

　　文以载道，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明的载体，精神的载体，道的载体。我们就是通过文字去认识文明、传承文明。我们正是通过这个文字将过去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结晶运载到现在，运送到将来。现在你把文字这辆车的车轮卸掉了一个，甚至两个，那么，这样一个文化结晶的运送工作就会陷入瘫痪中华文明的法脉也许就会因为这个文字的简化而被断送掉。中国文字的简化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决定不能仅凭某些个人、某些权威的一时冲动，这是要将全波中华文明做抵押的勾当。马虎不得啊！

　　文字不懂，怎么看经典？不看经典，就把握不了中医的精髓。

　　为什么学中医需要高素质呢？二是道。我自己经常也在想，很多行业，其实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明道之人。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要有高远思想做指导，要有德、仁的内在修养，而艺，技巧方面的东西，是最末端的。如果只是满足于做个游于艺匠人，人生的乐趣必然也是有限的。

　　日本人做事，都喜欢上升到道的境界，茶道、花道。《庄子》里也讲道，比如《庖丁解牛》。庖丁，在古代、在现代，看起来都是不怎么高贵的人。但在庄子笔下的庖丁，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像奏乐舞蹈一样，让一个普通的工作，有了一种很深刻的美感。

　　回到中医，刘力红老师强调，医乃仁术，而欲得仁术，并先得仁心。

　　《思考中医》讲的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他同时还不断提到《论语》、《道德经》、《大学》、《易》、《黄帝内经》等诸多经典。这些传统经典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道。它们解决的是人的根本问题，使人少苦多乐，甚至离苦得乐这是人类一切行为和努力的动机和宗旨。

　　而这些行为和努力，从本质上划分，不外两类：一类是在形而上的层面用功，即在精神、心的层面；另一类是在形而下的层面用功，即在物质层面用功：

　　整个现代科学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形而下这个层面，企图用改造物质的方式使人类离苦得乐。物质手段能不能使人离苦得乐呢？当然可以。肚子饿了，给你吃的，身子冷了，给你穿的，饥寒交迫的苦一下子得到了解决。但是，温饱问题解决后，物质手段还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使人离苦得乐呢？

　　物质手段在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的能力上为什么有限？因为人生苦乐的根源，它不来自形而下，而是来自于形而上。因此，用物质手段来着眼这个问题就很难从根上去解决。它是间接的，始终在绕圈子。在温饱没有解决前，在饥寒交迫的这个阶段，物质的作用好像很强，但是，这个层面的问题一旦解决了，物质手段的能力就基本达到饱和。再往下走，物质手段所能起得作用遍只是隔靴搔痒。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形而上这个层面！传统的学问，传统的儒释道为什么都强调修心？为什么都把形而上这个层面、心这个层面的用功放在第一位？就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最根本问题。

　　中医的医学模式，就强调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她的主体是心身，或者说是形神。《素问》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就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看《思考中医》，我又想起钱穆。钱穆毕生也是在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刘力红老师虽然对中医、对中国传统感到忧心忡忡，同时又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总要回归传统，重新思考、继承我们古老的文明。这跟钱穆的想法如出一辙。传统的东西其实不必强说的，你感兴趣了，自会找一种方法去了解她，亲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