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是使心本有之良知得以“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这样，人就可以为贤为圣。圣贤功夫从庙堂、书斋走向市井、村落。这就是他所谓的“满街是圣人”的含义。他提出：“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又说：“四民异业而同道”。由他提出的这些儒学的经济伦理是前所未有的。显然是当时“士农工商”四民职业观松动的一个注解，也是他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之举。正因为如此，他的致良知说，为商人、窑工、樵夫、灶丁、田夫等民众所乐于接受。不少人投其门下，并为弘扬与发展其学说作出了贡献。他的高足王艮继承与发展了他的学说，创立泰州学派。王艮承于师又不同于师。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他较之于其师，走得更远，而距野老村夫更近了。其徒陶匠韩贞“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毕，又之一村”。泰州学派后学李贽又把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加以发挥。他引入“迩言”的概念，以此来概括反映百姓日常生活情趣、心态的流行通俗话语。认为“迩言”才是“真圣人之言”，亦即王艮所说的“百姓日用”。他肯定先儒所讳言、反对的对“利”、“欲”的追求，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又提出“夫私者，人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私”既是“心”，自然亦即“理”。在这里，李贽把穿衣吃饭等人生的基本要求、人对物质和精神的欲望、对私利的追求等，都视之为道，合乎天理。剥下了程朱一派新儒加于“道”、“天理”之上的圣光，还其赤裸裸的日常生活的情态。在当时，实是一种惊天动地之举。尽管他被当道者所迫害至死，但他极大限度地把儒学俗世化和社会化了。

　　所以，我觉得阳明心学不能简单以唯心唯物论之，( )我们更主要的要从中取其精华。而明朗之阳光君所写书字字珠玑，正好给我解惑，如大海之中的灯塔，引领我向前迈了一大步。在此，将自己对此书的感悟记录下来。

　　——刘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