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人格与精神魅力，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最能体现在工作与教育上。论工作，他翻译了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学巨匠的多部名著,至今仍为许多人传诵。论教育，他的《傅雷家书》说明了他如何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培养后人。

　　《傅雷家书》自然不是家长里短的琐碎，也并非全是家长式的训诫。1961年2月7日的信便是一片极随意却又专业的中西文化对比的文章。开篇庞杂的一大段，以独特的的视角审视了近代西人的矛盾，他将其归结为“个人扩张主义与命运（神）的冲突”。这符合西方近代思想与产业革命的实情。人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科学精神，无不与教廷的律法冲突。但这是外在的。对于罗伯斯皮尔、达尔文、路德与卡拉瓦乔来说，首先要战胜它的是意识——古老、退步、单纯的意识。读罗曼罗兰、雨果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19世纪欧罗巴大陆上思想的激荡——这种激荡，一方面较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深刻普遍，另一方面又不能称其为现代化思想。那时，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经历过 “彷徨”时期，但傅雷——在此文中并未空洞地歌颂他们的“进步”“伟大”，而是回头审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从来不把人看作高于一切……。因此我们的苦闷，较西方人为少为小。”西方人笃信宗教的热情，之后演变成了物质文明至上的信念，而中国人“本来提倡智慧”，没有一种神学真正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纵使五四之后，因为没有彻底的束缚也无解脱的困惑。“中国人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也是单纯，就是说更健全一些。”但傅雷亦言，“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这暗示了中国人的惰性、单薄几乎毁灭了我们近代的发展道路。

　　是故，傅雷在下文中着重论述如何看待“苦闷”，这便是属于苦心规劝之范畴了。接受了新时代教育的傅聪—，确乎是面临着与西方人一样的矛盾。傅雷也是深知这一点，便要求儿子在苦闷期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自己的一点小我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的力量。”

　　总而言之，傅雷试图解答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苦闷与矛盾的来由。西人的怨念源自抗争，而中国人却因无抗争、无信仰的“和气”智慧得以摆脱怨念。这不像是家书，倒像是哲学散文。傅氏希望的，不是西方的“扩张主义”，亦不仅是中国人的“无为”。他欣赏年轻人深刻思考后的烦恼，因为他认为这是民族的动力。

　　这种观念在荒谬的六七十年代时十分“反动”。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中的多数仍生活在“思想的防空洞”里——我们不会冒着“空想主义”的罪名解读自我、解读思想，更不要提否定现实的思辨了。我们长乐于将中国之落后归咎与思想禁锢，而将新中国视为思想恢复的乐土。殊不知，如果从来没有信仰的重担，也就没有了孤注一掷的决心。而思想上的、林语堂称为“聪明”的东西，有时拯救我们于无解的问题里，有时却陷我们于停滞的圈套中。有的人纵使百般压抑复杂，他们依旧在升华；我们的二维思想，永远是一张没有厚度的图画。傅雷颠来倒去称赞中国人的单纯与智慧，不仍然在鼓励傅聪刨根问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