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明王朝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死了，张居正的功绩也被朝廷在表面上否定了。但拥有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已经很清楚，他的功绩必然要被否定，尽管他的确为这个死气沉沉带来了一丝波澜。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某种制度下，历史就有了自己的轨迹，个人的作用会对这个轨迹有部分的调整，但很难做到根本性的改变。

　　灾难深重的中国，自从安史之乱后，就走上了自己未来一千年的必然之路。

　　唐朝士人的利益分歧，引导了当时的官僚机构，府兵机制和地方驻兵机制，终于带来了地方割据的状态，也终于最终埋葬了唐王朝。而纠正过枉的宋王朝，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强调程朱理学对思想的绝对控制，地方文官制度，虽然使中国走向了大一统，而管理制度的大一统，也伴随着思想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不在这大一统思想意识之外的，统统被排斥为异端。而这些管理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基于士人的利益，也就是土地拥有者的利益。政治利益基于土地利益，这当然大大促进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大力发展。但也引起了土地的大规模兼并。而在明王朝，张居正却试图推行一条鞭法。

　　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差徭和田赋，对农民来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差徭之中虽然有一部分摊派于田亩，但所占比重很小。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它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反映了两个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条鞭法的出现具有一定历史意义。首先，明代中叶后，由于官绅地主的剧烈兼并，各里之间的土地多寡日益悬殊，原以里甲为编审单位的徭役制使民户的负担越来越不平均，不少农民破产逃徙。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所以，一条鞭法是在根本上触动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张居正以优秀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所做的对中国有利的一切，必须被否定。

　　在后世的清王朝，雍正皇帝以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推行着类似的制度，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所以，从后世的眼睛里，雍正一定是个暴君，一定是个叛逆者。而伟大的乾隆皇帝，将此政策有所折扣的继续推行，既享受了该政策带来的巨大利益，也享受了土地所有者对他的所有褒誉，以十全老人自居。雍正，康熙两朝时间，在新政治体系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人头税的免除，终于引发了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这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这些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在清王朝前期由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国土面积也取得了空前的拓展，新疆、蒙古、西藏这些地方终于并入了中原。而在此之前，这些地方最多是附属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土地归于农民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革命的结果，还是保留了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土地公有制。农民只是土地的使用者，要交纳农业税，一直到不久的几年前。

　　而在这个阶段，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不在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和国家的安定。所以，在这个阶段，土地的所有者只有换种方法来实现土地的价值。土地的所有者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口号下，不饱和的供应着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不断地推高土地和土地附属物：房产和厂房的价格，也推高着产业成本和生活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拥有者的利益还是继续得到保障。

　　综观一千年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变化，土地所有者的集中，如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始终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而土地所有者的分散，对经济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在某种技术条件下，农民不离开自己的土地，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最终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美国的一个见闻。据说美国政府在推行土地开垦政策的时候，将土地以每英亩一美圆的价格卖给农民，以鼓励农民来开发土地。而在政府进行高速公路建设征地的时候，感恩的农民将需要被征用的土地无偿地归还给政府使用。

　　而在中国，政府以不饱和供应和拍卖的形式，将土地的价格推到极限卖给需要使用土地的人，而农民在得知政府要征用自己的土地时候，却赶紧在土地上加盖建筑，以向政府索要更多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