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引领世界，中国人的道德文明状态却出现了大面积滑坡。传统儒家思想丢失，新的和世界同步的文明价值观却未建立。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市场经济三十年的探索，今天，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共识，就是市场经济必须以诚信为基石。市场经济如果不能以诚信为基石，它的前景并不美妙，反而是非常可怕的。这种共识的取得，是每一个消费者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才形成的。这种付出代价的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知道了皮鞋可以用纸来做;第二个阶段，我们知道自己买过硫磺熏的蘑菇、馒头，还有“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从穿到吃，危害越来越大;第三个阶段，就是药品质量也出问题，以“齐二药”事件和“欣弗”事件、“毒胶囊”为代表。当药品质量也不能让人放心的时候，生活在这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你会感到无处可逃。

　　今天，当“扶不扶”成为一个问题，“救不救”要先找证据，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了热情互助，见义勇为反而可能惹祸上身，“人人自危”不幸成为现实!礼仪之邦的中华大地，对道德文明的重构已经从文化的呼唤变成了现实的亟需!面对现实的挫折和困惑，我们不得不重新将目光投向传统，寻找中华文明原始的智慧之光，从中汲取力量，重拾自信。

　　中国“三大制度、文化、精神文明”影响全球

　　在技术上，中国有“四大发明”。在文化思想上，中国有“三大制度、文化、精神文明”，已经并继续影响全球。

　　第一，秦朝开设郡县制，是现在企业管理制度的鼻祖。自秦朝开始，废除周王朝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从而确立了“皇帝-宰相”的管理制度，类似于“董事长-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管理制度。皇家相当于股东会，皇帝相当于董事长，宰相相当于总裁，其他大臣是管理团队。这套中央集权的体制，演变成今天包括欧美跨国公司在内都采用的董事会体制，产权与管理权分开。

　　第二，从汉朝的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经大儒董仲舒总结，确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三纲五常的确立，让整个社会步入有秩序、有规则的时代。儒家对各个阶层都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不仅规定了普通人怎么做人，更规定了皇帝怎么做皇帝。

　　第三，隋朝开始，建立了科举制度，为全球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建立了人才选拔机制，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等选拔制度都得益于科举制。以前的选官制度，主要是皇室成员推荐，民间很难进入体制内，也就没有上升渠道。通过科举选拔，基层的人可以进入“董事会管理团队”，宰相可以由民间人士来做。这就导致自隋朝之后，形成“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社会出现大量私塾，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起到极大的提升作用。

　　这三个方面，包含了制度、思想和文化，形成了文明、秩序和价值观支撑的中国软文化。在这套软文化之下，造就了以士绅阶层为主的中产阶级，既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子，也有“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儒商。这套文化体系，一直在向全世界输出，对世界的影响不亚于“四大发明”。

　　今天全球商业规则仍然源自儒家思想，讲诚信、讲规则、讲底线。西方人同样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执行者，他们的商业讲诚信、讲规则、讲仁义、做慈善，都没有逃出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孔子的思想是全人类的思想，具有普世性。

　　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签署的《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在历数了当今世界上各种人为的苦难之后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和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支持。我们是孔子的故国，现在倒是没有执行好。现代文明是对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和细致化。这些年，西方人在不断学习儒家思想，并不断自我演变。

　　重建新时代商业文明价值观

　　对儒商来说，要“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真正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的层次。

　　日本现代发达的商业文明，就是把儒家文化和现代的法治结合起来了。日本的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著有《论语与算盘》，创造性地提出“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精神基础。现在大家推崇的稻盛和夫，也是一位儒商，他的管理思想大多来自儒家。除了日本、韩国，还有我们的台湾，都是儒家和法治结合得很好的地方，出现了一批现代儒商。

　　重建文明，重建儒商，重建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价值观，是中国的商业精英下一步要推动的事情。对于重建，我充满信心，因为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大乱之后一定会有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