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十二怒汉》以一件凶杀案为背景，选取陪审这一独特视角，以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新颖的艺术手法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反思。故事讲述纽约贫民窟一名少年被指控杀死自己的父亲，经过州刑事法庭冗长繁复的审讯基本定案，最后交予陪审团讨论。十二名陪审员的十一个，未经审议便举手赞成少年有罪，只有八号陪审员坚持己见“合理怀疑”，站出来主持公道，在一对十一的不利局面力排众议。在他坚定的信念下，大家开始严密推理，精细思考，抽丝剥茧地推翻了一条条伪证，局势逐渐转向无罪一方，最终挽救了无辜少年的生命。

　　故事中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些人物：因为天气炎热而心情暴躁的家伙；一心只惦记着看球赛的棒球爱好者；出于对自己儿子离家出走的怨恨而迁怒于人的倔强父亲；性格友善充当和事老三发咽喉糖的男人；思维敏捷、支持正义的老头；始终关注股票情况的经纪人；习惯高谈论阔的富翁；任何事都会延伸到广告工作上的推销员；一开始就反对集体、坚持己见的男主人公等等，不同的个性、立场制造出不同的矛盾：无罪和有罪论断阵营的矛盾、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矛盾、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矛盾制造出冲突，冲突引发愤怒，这些愤怒慢慢汇聚成群体的愤怒，又在交锋、融合的过程中因为达成一致而自然消解。影片中12个人便组成了一个群体，讨论的过程正是这个“群体”逐渐走向破碎瓦解又转向凝聚共识的过程，其中个体思维和群体思维的特点和弊端显露无疑。比如当一群人在一起讨论某个问题时，单个的反对意见就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迫使个体跟随群体，如在影片的开始，除了八号陪审员，其他所有人都不经思考地认同了法庭所提供的证据认定被告有罪。

　　从该影片讲，孤身奋战的八号陪审员就是个体正义、理性、尊严与勇气的代表，在投票前一直站在窗前沉思，他冷静的气质表明了他严谨、理智的性格特点。而与他截然相反的是三号陪审员，在投票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暴躁固执而缺乏理性的，甚至一度在理屈词穷的愤怒中拿刀要伤害八号陪审员。他投票的动机不是理性思维而只是随大流，而且一旦认定，便会固执倔强到底，这使他成为了最后一个投出无罪票的人。他的前后行为正是“众口一词”效应的表现，即当面对一个问题或一件事情需要评判时，其他人在你发言之前表述了相似但与你观点相左的意见，那么你很可能会改变自己的初衷。

　　影片中，在讨论的最开始，主持人，也就是一号陪审员便给这个集体两个明显的“暗示”，并带有强烈的个人意见倾向：他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宗一级的谋杀案”就暗示被告是有罪的；他又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达成共识，那是规定”。他的潜台词已经很明显，一是你们必须承认有罪是事实，二是原则上你们只能赞同。于是在第一次表决有罪中，他第一个举起了手。作为主持人，这种先入为主的立场必然对集体的选择具有暗示作用。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中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主持人的偏向性态度和行为的指引，使大多数陪审员基本失去主体意识，导致了第一次投票时集体中大多数人的盲从。这也符合Lamn和Myers提出的群体极化现象，在对这一领域最初的研究表明群体在讨论重要事情时会转向更加冒险的决定，即冒险迁移。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迁移并不总是朝向冒险一方，只有当群体最开始的倾向是冒险时，冒险迁移才会发生。社会科学家菲比·艾尔斯沃思的研究记录指出：“死刑案件中的被告，面对那些倾向于给他定罪的陪审员，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不仅如此，)当一个群体的凝聚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也会产生趋同思维，他假设群体是不会发生错误的，成员会受到来自其他成员的压力而支持群体的决策，拒绝接受与群体决策相冲突的信息。研究表明一旦趋同思维出现了，群体就很难改变他们的决定，即使最终结果证明这个决策是错误的（Haslametal,2006），影片中那种群体决策的艰难转变过程就印证了这一点。而第二个潜在的缺陷就是：群体作出决策的是群体分享的信息，但你是指向决策的信息本身就是模糊甚至错误的或者好的信息并没有被成员所分享的时候，会产生哪些不好的影响？影片中的讨论无疑也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简单分析了一下这十二个人以及他们组成的群体从头到尾表面的变化后，我们发现了什么？就是一切与群体普遍信念和情感相悖的东西，最终都会转向正义、理性的一方，这种转变有时候是通过独特的个体力量逐渐扩散的。但要真正达成群体的共识并形成坚定的信念，不仅要求个体要坚守独立、正义的信仰，同时也要加强对群体的引导，从而制衡群体思维的潜在误导甚至极端化。这部电影从社会心理这个角度就应该引起人们这样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