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天生就不会向这个世界妥协，比如前苏联红军大尉索尔仁尼琴，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对自己和下属要求严格，遵守纪律，还曾荣获过两枚勋章，这么一位红军军官，按道理百分之百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继续沿着仕途的阶梯一步步往上爬。可是他不，后脑勺里面的那块反骨作怪了，对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很看不惯，更糟糕的是他把看不惯转换成了行动，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指桑骂槐地批评了斯大林，谁知这封私人信件被苏军反间谍机关发现，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捕人狱。

　　被捕之后，经过了两年多的监狱集中营生活，他看到了斯大林统治下更多的黑暗，这个很早就已经倾心文学的人，在他最倒霉的时候拿起了笔，要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切。命运之神赐予的一次厄运，引导索尔仁尼琴走上了另一条人生的道路，正如他在自传体长篇随笔《牛犊顶橡树》一书中所写的：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一个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还会想到写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索尔仁尼琴也知道自己写作的意义：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这种一手提脑袋一手拿笔的写作姿势，世界上恐怕不多见。当听到那些生活有保障的名作家在广播里唠叨，如何养成良好闲适的写作习惯，应当怎样在工作日一开始便集中精力时，他疑惑不解；当看到那些目睹过阴暗年代的作家想一溜而过，不告诉读者主要的真理，只是说些鸡零狗碎，想用舒缓的油膏粘住人们的眼睛时，索尔仁尼琴不再只是疑惑不解，他简直愤怒了：他们，这些有地位的作家，不受威胁的作家，干吗这样胆小怕事？

　　索尔仁尼琴把他当时的经历比喻为地下工作者，在《牛犊顶橡树》中他写道：我们不敢公开地说和写，向朋友们诉说我们的心头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我们甚至不敢相信纸张，因为斧钱依然悬在我们的颈上，随时都有斧起头落的可能。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名地下工作者似的作家也有优越性，他的笔是自由的，既不需要想像书刊检查官，也不需要想像编辑大人，除了真理，再也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在《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甚至还用一段优美舒缓的文字描述过他那些日子里的生活片断：我在距离高级僧侣方舟般的小房只有十米远的地方散步，周围是参天的千年古老锻树，有三年时间的朝朝暮暮，每天我都在树下踱步，幻想着遥远的光芒四射的自由在另一种光明的年代，在天色大亮的国度。

　　就这样，整整12年，他平静地写个不停。到了第13个年头，也就是1960年夏天之后，苏共第22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了猛烈激昂和突然的冲锋，代表们生动有趣的发言像久违了的客人，忽然出现在索尔仁尼琴面前，让他感到兴奋和战栗。但是同时，他也在文学刊物上读到了这样的一些瞎拍马屁的诗句：应当感谢严厉的父亲、斯大林同战斗的钢铁是同一种元素、发生过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等等，索尔仁尼琴觉得该轮到自己发言了，他选了一份稿子送到当时影响很大的《新世界》编辑部，然后激动不安地等待，不是像一个贪图功名的年轻作者，而像是一个不慎留下痕迹、被咬得浑身是伤的老囚徒。

　　这篇稿子后来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特瓦尔多夫斯基读完手稿，像一个淘金者那样狂喜，激动得浑身发抖。他让人把作者叫到编辑部里，抑制住内心的兴奋，提了几点修改意见，然后和颜悦色地对索尔仁尼琴说：我不敢完全保证作品一定能出版，也说不准出版日期，但是我会竭尽全力促成出版的事。这篇名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小说手稿，后来被赫鲁晓夫允许出版。从地下工作者到浮出水面，索尔仁尼琴经历了角色的转换。一些文学报刊和电台的编辑纷至沓来，有的要求采访，有的索取签名，有的向作者约稿，面对热闹非凡的非文学的场景，索尔仁尼琴没有任何狂喜的浅薄相，他拒绝了所有报刊电台的约稿，继续默默无声地甘当地下工作者。当《新世界》另一位副总编提出要对他那篇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进行修改，增加作品光明面时，索尔仁尼琴断然否决：我已经等待了10年，我还可以再等待10年。我并不着急，我并不靠文学维持生活，把手稿还给我吧，我离开这里。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索尔仁尼琴平静地说道：整整一生都教我更多地面对逆境，我以比较轻松的态度，有准备地相信恶劣的状态。早在劳改营中我已经深刻领悟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不要相信幸福，不要害怕灾祸！

　　世界上有很多作家，写作姿态也千姿百态，有为金钱的，有为女人的，有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为发泄的，有为爱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他的写作是生命本身的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是用生命进行写作的，比如索尔仁尼琴，比如卡夫卡，二人不同的是前者写作的锋芒所指是外部世界，后者的写作则更多指向人类的内心世界。由于写作是生命本身的需要，当预料到写作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时，他们不是停止写作，而是把写作转人地下。

　　这样一种写作姿势，像是让人难忘的雕像，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要做起来又谈何容易？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1973年，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出版，这时候，前苏联当局决心对他采取断然措施，1974年2月12日以叛国罪将他拘捕，次日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强行装人飞机押解出境，这位作家也开始了他没有祖国的流亡生涯。

　　在处境最困难的日子里，索尔仁尼琴说道：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你手中跌落！是的，所有用生命进行写作的写作者都有必要问一下自己：你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吗？你会不会从上帝手中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