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自传》的中译本封面上，贴上了太多的装饰性词砖：一个流浪汉，一个绅士，一个诗人，一个梦想者，在卓别林自传五个字上面，还有一个烫金副题：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综观卓别林的一生，你会发现，这些词砖，是不够全面的，甚至是可笑的卓别林更重要的是一个斗士，他一生想过的生活，自由远在浪漫之上 。

　　对于关心电影史的电影爱好者来说，查理卓别林在电影史上的开拓性成就，不用看《卓别林自传》也能如数家珍。自传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卓别林对电影的贡献，更多的是好莱坞这个电影帝国的兴衰史。1913年卓别林进人好莱坞，也是好莱坞电影的草创之时，到1952年，卓别林经历了好莱坞的全盛年代，直至其衰微时期，他前后一共演了80余部电影。

　　说卓别林是一个斗士，那是因为他的一生用自己的行动和作品，跟各种各样的敌人作斗争。20世纪20年代的《淘金记》是跟贫穷的斗争；30年代的《摩登时代》是跟扭曲人性的工业文明的斗争 40年代登峰造极的《大独裁者》是跟猖狂一时连欧美强国都害怕的狂魔希特勒的斗争所以，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被授予1953年度国际和平奖，这也是对他的斗士精神的肯定。他的生活不乏浪漫，但自由的生活才是他孜孜追求的目标。为了自由，他可以放弃在好莱坞的事业，甚至终生不人美国国籍；为了自由，他不顾纳粹分子的恫吓和电影审查机关的警告，坚持冒险拍了反法西斯的电影《大独裁者》，电影最后的一大段演讲，正是卓别林追求自由的心声，也是全人类追求民主自由的宣言：我们现在受到苦难，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即将消逝之前发泄他们的怨毒，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会消逝的，独裁者会死亡的，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权力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几句话话说得多么透彻，多么雄伟。这部电影不仅在20世纪40年代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这篇演说词将永远是宣扬真理的号角，是慑服一切专制独裁者的判词。戏里的丑角气实际是一位英雄，是一位战士，真正可笑的小丑是到头来被人民判了罪、永远被人民唾弃的独裁者。

　　更可贵的是，卓别林在叙述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中，并没有刻意为自己涂脂抹粉他对自己跟好莱坞众多女明星的私密交往，对自己在爱情婚姻中的随意性甚至不负责任毫不避讳，但我们看了，仍会觉得这些个人生活的细节，并不影响一个大师的伟大。（本文选自）

　　我常常在想，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娱乐化的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一个看似多样化的社会其实却也有着单调性的危险，因为贯穿于其中的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把一切严肃和不严肃的事物都在调侃中娱乐化，因为只有娱乐化的东西才是有市场的，于是我们整天在银幕、电视机和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都是娱乐化的欢笑、娱乐化的眼泪、娱乐化的整个生活。当然这种说法有些绝对，而且，我们面临的想要成为单调思维方式的还不仅仅是娱乐思维这一种。但是当一种思维方式成为主流，从而用这种思维方式把我们生活单调化的危险却常常存在。而有时候，这种单调社会还具有强烈的对人的侵犯性。

　　查理卓别林就曾经是一种单调社会的受害者。

　　在卓别林的自传中，他这样描述他同路易阿拉贡、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三个当时大名鼎鼎的左派会面后的感受：听了哈里 (卓别林的律师)的话，我也几乎相信，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无异于是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

　　查理卓别林在回答朋友问他为什么会招致美国人的反感时，似乎很清楚原因。他说：我最大的罪过当时是，现在仍旧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不肯与人同流合污的。于是这样，艺术家就开罪了他所说的特权爱国者。

　　一种思维方式的贯穿，从而造成了一个社会的单调。无论这种思维方式的来源和名目多么堂皇，单调后的社会总会给一些不愿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的人造成伤害。第一位在古巴找到正在打游击的卡斯特罗的《纽约时报》记者最终被迫离开《纽约时报》，主编、也是他的好朋友卡特利齐给出的原因是，由于他和卡斯特罗过于接近，所以可能无法保证报道的中立。其实真正的原因问一问那时候被迫离开BBC和《时代》的记者，就可能知晓：因为人们无法同那位强大参议员已经贯穿了整个社会的单调思维相抗衡，这个社会已经很单调。就好像奥本海姆本人是不是同苏联有联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和卓别林一样没有这样思考；二战时居住在美国的 日裔美国人还有没有同日本的联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时候的美国社会已经被一种简单的爱国思维支配。

　　所以无论是《一九八四》，还是《美丽新世界》，做出的其实都是一种类型的预言。奥威尔和赫青黎也是一个类型 的预言家：他们都预言了一种单调思维方式主宰的单调社会是何等可怕。

　　查理卓别林的童年相当不幸。一位单身广母亲试图把两个幼子抚养长大的故事总是充满 各种悲惨的情节。但是卓别林成为一位出色的丑角演员的梦想却是在这样一个不幸家庭中培养起来的。事后他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取得成功。从他的自传来看，应该说卓别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所关心的也许只是电影和通过电影来谋取利润，甚至他的曾经颇受争议的私生活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实在很平常。他也像所有平常人一样，喜欢炫耀自己同知名人物的关系，毕竟在卓别林的时代几乎所有人，从政治领袖到知名作家都会喜欢认识卓别林。而这种既伟大又简单的人往往容易被单调社会所伤害：当卓别林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激进团体黑龙会曾经希望借助刺杀卓别林来挑起日美争端，这时候没有人会考虑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美国记者和部分公众或者说特权爱国者向卓别林发难时，也没有人考虑他曾经带给美国人多少欢笑。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从来没有人会考虑他们必须为单调社会做出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