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制度的预设，不论是人治体制下，还是法治体制下，从主观上而言都是为了避免革命的。革命是对現存秩序的大破坏，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都是破坏性的，都会以人们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都会无所顾忌地给社会带来痉挛式的痛苦。因而革命不是社会变革的首选项，每一个时代都应当力求避免革命，除非社会矛盾已经激发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法国大革命是最激进浩荡的，这也许是人们一直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不断反思的缘由吧。

　　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整个欧洲大陆，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人们生活习性、社会治理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相对趋同的，而就当时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英吉利、普鲁士(德意志)、法兰西而言，为什么偏偏是在法國发生了大革命呢？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给出向答案是:虽然与欧洲大陆在各个方面存在亲缘性，但英國在政治体制上已经走在欧洲的前头，在十三世纪就开始通过民主与协商来谋求政治体制的合法性，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就是这一政治变革的产物。

　　就德国而言，统一的德意志尚未形成，各邦林立，尤其是德国的农民仍受缚于土地，农村农民亦然贫穷，人身依附性还很强，政治经济相对而言尚处在较为适应的阶段；而当时的法国，农民逐渐取得自由民的地位，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中产阶层与新兴的资本阶层，但法国的统治者在國家治理上却未有任何突破，仍僵守旧制度。新兴阶层与旧制度的矛盾终于在1789年7月13日毫无半点征兆的情况下爆发了。

　　現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向全党推荐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确实意味深远。历史，无非是明天在重复昨天的故事，而不要重复，就在于我们如何把握今天。而今天的中國，似乎就像1789年前的法國，整个國家看上去一片繁荣，中产阶层势力日益壮大，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但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法國的大革命就是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中爆发了。

　　当今的中國，如果执政党不谋求国家治理制度的变革，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个方面取得突破，治理国家仍采取一种威权政治模式，視社会普适性价值为无物，那是会受到合法性挑战的。如果仍然沉浸于中国特色之中，不主动借鉴外来的优秀的思想、文化、制度，历史也许是会重演的，也许，一件偶然事情的发生将带来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更何况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本来就是朝代更替，革命不断的历史！

　　许小年老师说，若政治、法律、社会的改革不能同步跟进，中等收入陷阱很可能演变为中等收入危机。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