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文短篇小说集。有传奇、志怪、轶事等，诸体兼备，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魔、花、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

　　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对如漆墨黑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宫污吏狼狈为一奸一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一爱一情的篇章。

　　【聊斋】情一爱一故事的一性一别基调是男一性一的雌化和女一性一的雄化。蒲松龄对女一性一生存状态充满了关注和焦虑，源自他个人的情一爱一生活，更源于他得时代风气之先。在【聊斋】中躁动着的女权意识不仅引领了清代小说对女一性一的关切同情，而且提一供了一个文学个案，使我们了解女权意识是如何在17世纪的中国悄然萌生的，因此它更具人类学上的意义。

　　许多【聊斋】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聊斋】故事中大多数女一性一鬼狐极为善良可亲，它们不仅不害人，而且还热情地帮助人，这与过去的志怪传奇小说有着绝大的不同。但是，这是否是【聊斋】情一爱一故事的最显着特点呢。其实，【聊斋】情一爱一故事的更大特点是女主人公们的在婚恋中大抵是主动者，此类故事大部分亦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可看出蒲松龄的主观意图和情感偏向。在家世的利益，父母一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中，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如婴宁，聂小倩，小谢，白秋练等，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羁绊，随一心一所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动热情，则非有超人的勇气不可，而类似的离经叛道式的自一由择偶，在【聊斋】中却比比皆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侠女，遇到穷得无力娶妻，但又乐于助人的顾生时，嫣然而笑，与之交一欢生子，为顾生延一线之续；菱角听了胡大成我为若婿，好否的要求时，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还主动关照胡，只要托其父的好友来提亲则无不谐；劭女，细柳，绿娥，五可等姑一娘一都是自己选择夫婿，诸家问名，皆不愿，翻复遴选，十无一当，搞得父母也失掉了耐一性一：天下迄无良匹，汝将以丫角老耶胭脂在家门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马上意动，秋波萦转之，鄂生走远了，还脉脉含情地凝眺，她们大多也都是凭着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终身幸福。不仅如此，【聊斋】一爱一情故事的女主角在婚后也大都是家庭的主宰。红玉，小峻，青梅，细柳，鸦头，白秋练等人，或剪莽拥彗，类男子一操一作，或以刺绣作业，经济皆自任之，或晨兴夜寐，经济弥勤，或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将家政经理得井井有条；方氏，辛十四一娘一，成名妻等人，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时，显得比丈夫更冷静，更有主见，指挥若定，化险为夷；【夜叉国】里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儿装，辅佐儿子，丈夫征战，奇勋半出于闺门；【仙人岛】中的芳云闺房一中牙签满架，一靡一书不有，博学多才，劝自诩为中原才子的丈夫王勉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惭，遂绝笔；【颜氏】中的丈夫因考不上秀才而悲泣，妻子女扮男装应试，中举及第，当上御史，退归田里后，将官衔让给丈夫承当；【书痴】中的郎玉一柱在琴棋乃至枕席之事都得接受颜氏的训练；【黄英】中的马一子才自名清高，娶了卖菊而富的黄英，偏偏又不愿沾妻子的光，把妻子家的东西送回去，遭到黄英的戏谑：陈仲子毋乃劳乎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遂无言以对，不好再装腔作势。通过这类故事，蒲松龄明白告诉我们，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无形中退居为配角。女一性一在家庭中地位的强化，最极端的例子是【大人】，【农妇】，【乔女】，【仇大一娘一】，【张氏妇】，【小峻】等，这批女一性一在一精一神智慧甚至体力上构成了家庭中的强者，而男一性一在故事中则几乎完全淡化为女一性一的附庸。不过这类故事为数不多，显见不是蒲松龄关注的焦点，因此无须过多讨论。

　　【聊斋】中更有意味的是大量的悍妇的故事。蒲松龄对凌一辱丈夫，虐一待公婆的悍妇是深恶痛绝的，这既因为他青年时代就遭受悍泼的嫂嫂欺凌，从而第一次领略了人生的苦涩和艰辛，也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因而【聊斋】中的悍妇大多是被惩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封建礼教本位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蒲松龄对悍妇的厌恶之情，而是他对悍妇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无奈。

　　不仅【聊斋】中写了二十多个悍妇，在他的诗文杂着俚曲中悍妇的身影也所在多有。如【禳妒咒】说明朝的名将戚继光在家时他一奶一一奶一说跪着，他还不敢站着哩，【〈妙音经〉续言】更谓：床上夜叉坐，任金刚亦须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铁汉无能强项妇倡夫随，翻欲起周婆制礼，【〈怕婆经〉疏】：一陽一纲不竞，遂而一陰一寇相尤；雌教成风，醋河失岸。再联系清初其他小说戏曲如褚人获【坚瓠集】，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曹去晶【姑妄言】，李渔【风筝误】等中普遍存在的悍妇故事，那么，完全可以说蒲松龄思考的不仅是悍妇产生之因，他还透过悍妇现象道出了男一性一的集体酸辛尴尬，不过，【聊斋】有时认为悍妇比贤妇更有价值，【云萝公主】中的侯氏，对付谁都管不了的嗜赌丈夫，是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甚至是刀砍，使丈夫改行为善。蒲松龄为之感叹：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另一篇不起眼的游戏式故事【狐联】，说的是一对颜色双绝的狐女挑一逗自称生平不敢二色的焦生，狐女调侃焦生：君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无丈夫气，即男一性一的雌化，可以说是蒲松龄对男一性一的评价，也是【聊斋】情一爱一故事的一性一别基调，男一性一的强悍伟岸与女一性一的娇一弱细柔间的对应，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而在【聊斋】中却来了一次大颠倒。一性一别倒错的描写，实质隐含一着蒲松龄对女一性一的正视，在文学史上这是破天荒的。

　　西方近数十年来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正是站在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高度上，试图否定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男权文化，张扬妇女解放，提出女一性一应与男一性一分庭抗礼的思想。可问题的关键是，女权意识，女权思想既不是在一个早晨突然降临的，也并非仅出现于西方，其明朗化和自觉化历经相当长历史阶段的酝酿，积累和衍化。如果忽视了这一渐进的过程，我们对女权意识的认识，可能就是被扭曲了的。而【聊斋】中情一爱一故事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提一供了一个文学上的个案，让我们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女权意识在17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悄然地躁动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