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本着尝试带着剖析经济的角度来赏析明清小说，一来可从与平时不同的角度来读小说，二来可加深对明清商业文化的理解，可谓一举两得，而在《儒林外史》一书中，我则对士子文人的从商之路而有所感触。

　　《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绘明清儒林士子平常生活的一部著作，其既是中国社会封建晚期的文人士子的百象图，又是中国十八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风俗画卷。《儒林外史》描写的对象主要是文人士子，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探究得到丰富的商业文化内容。在过去的历史里，“重农抑商”一直是政府所为，而人们心目中“士农工商”，商为末枝的思想更是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古训则是荡然无存，文人学子纷纷走上上路，谋取暴利，在晋商当中更是形成了“重利途，甚于重名。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的风气，并蔓延全国。

　　至于这些从商的文人士子，在《儒林外史》中我们大致可以察觉到有这么三类，一是做盐商的：万雪斋、宋为富等人经营盐业，获利极厚，更以金钱结交权贵，仗势欺人；二是当典当的：毛二胡子狠毒抠门发家致富。而其中五河县的方乡绅则“开典当引盐”，成一方首富，以钱通神；而还有一类则是依附商家，做些事务养家糊口的，如周进即是当了一回记账，后来哭得死去活来才得了商人们凑的二百两得以进考场，最好取得了功名。

　　作者吴敬梓对这些从商的文人多以讥讽，将其作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对象，但其也对真正的儒商表有敬意，赞颂庄濯光、盖宽的重义轻利、善于经商而又不失士子之骨气。然而其最终却以惨淡收场，只得贫苦之命，这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只允许如万雪斋般厚颜无耻、毛二胡子般狠毒抠门才可发家致富、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的痛心疾首。

　　商品经济繁荣，社会价值观改变，文人经商本无可厚非，然而不当唯利是务，丢失书生熟读圣贤之书而修得的士子之气。“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重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轻，是故功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一尺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功昌，身安而家肥矣。”牟利基于道义，这才是正确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君子所为。然则在《儒林外史》一书中的文人士子则是一个个都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君子之风荡然无存、市侩之气泛滥成灾，宋为富奢靡放纵“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要取七八个妾”；方乡绅贿赂权贵，欺压百姓；景兰江、支剑锋不学无术、装模作样；胡二爷吝啬至极，毫无半点文人之气。倘若能够多几个重义轻利的庄濯光，多几个轻财尚义的鲍文卿，“儒林”不备被贬低至此，文人的穷途末路或者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