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生逢1966》(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我的感觉是复杂的。这样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无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它写的是畸形年代里的那段扭曲、压抑、晦涩的青春。小说引起了众多作者同时代人的共鸣，他们在这里读到了共同的集体记忆，读到了自己狂热的、荒唐的、痛楚的、热血沸腾的、不堪回首的过去。整部作品具有真实到残酷的力量。 不过，在阅读中，我仍旧有某种惶惑。我生晚矣，那个时代对我而言，何其陌生与隔膜。正因为我面对的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报告文学或其他，我便自然而然地以对待文学的挑剔眼光去看它。如果说，“老三届”们从中读出了某种亲切的话，我则在短暂的惶惑之后，逐渐从文字的背后读到了撼人心魄的东西。这种东西与时代符号无关，与小说本身的形式无关，与读者的年龄阅历无关，甚至，它也与流行的阅读时尚无关；但它确如河底金沙般散发出沉着的光芒。在我看来，这才是小说的最为成功之处。 我要说的，是这一类的东西，比如，小说主人公陈瑞平和他生命里最初两个女孩的情感胶着与彷徨，或陈瑞平面对母亲生死存亡时的矛盾与痛楚。 自从陈瑞平的父亲死去后，他的母亲一直在生死之间徘徊，儿子与地主成分的她划清了界限，四十三天没喊过她一声“妈妈”。母亲生了胰头癌，她已经在和死神面对面，但她心有不甘。虽然顺从了世道，顺从了命运，但毕竟不甘啊！那边厢，儿子也在反复问着自己：“我能喊一声妈妈吗？一个红卫兵能喊地主分子一声妈妈吗？” “谁说过不能喊呢？她确实是你的妈妈。谁又批准你能喊呢？”作者冷静地写道。就在喊与不喊之间，母亲生命的游丝渐弱，“瑞平赶到床头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妈妈已经去世了。一旁是呆呆站着的蔡小妹。瑞平一下子将手捂在了心口，他的心先是重重地落下，妈妈死了，他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了。然后又突然荡了上来，妈妈死了，我不用叫妈妈了。他的身体突然不受灵魂的控制，他喊了一声‘妈妈’之后就嚎啕大哭……” 有人说，现代化进程牺牲的是充沛的情感，是悲悯的情怀。冷漠似乎成了一种人际态度。但是，面对这样的叙述，是否会感到身处一种压抑的悲剧性境况中，正有温热的暖流淌过心灵，让你产生欲哭无泪的冲动呢？ 是的，文学没有理由否认情感与生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也没有理由否认它们在审美上的价值。小说里关于陈瑞平与蓓蓓的初次灵肉“相遇”，也写得节制、含蓄，充满无奈、怅惘，而又满含着复杂的美感。 这是两个孤独的少年人在复杂情境下的相遇。陈瑞平心里喜欢的是蔡小妹，却把自己的初次给了娇美无比的蓓蓓，两个孤寂漂泊的灵魂在颤栗的肉体拥抱中寻求着精神安慰。他们一边默念着生理课上老师教的“草履虫”，一边进行着生命中最初的“大事”。这种充满荒诞色彩的尝试，暗含苦涩与挣扎。而在有了“第一次”之后，邻居们所表现出的形形色色，正可谓非常年代的众生相。在蓓蓓要远走香港的前夜，他们只能站在两家的窗户之前，彻夜相望。窗和窗之间，已是咫尺天涯。他想伸出双手，可是他的手再长，怎么够得着呢？他没有什么能够相赠，只有19岁男孩的真挚的泪。 作者保持了相当的镇定和克制，这样奇特的细节超出了个人经验所具有的意义，它已经悄悄地产生了属于文学本身的阅读魅力，成为属于人类共同的精神性的东西。 而在那特殊年代里，儿童们的表现也是作者的一个颇有意思的发现。在遭遇了那夜众人的窥视后，陈瑞平成了弄堂里指指戳戳的对象。事后对他紧追不放的不是大人，却正是半懂不懂的孩子，他们追在他身后唱暧昧的童谣。“在任何时候，孩子都是弄堂的真实体现”，“不少在大同坊被批判过的人全部被孩子跟过”，在这里，弄堂孩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洁化身，而成了畸形年代里饶有意蕴的象征，懵懂孩童参与了集体的狂欢游戏，童言无忌，传递的却是复杂的成人世界的险恶。 正因为有了上述这些东西，才使《生逢1966》在褪去小说时代背景等附加符号后，仍能散发璀璨的光华。这些东西，就是历史中的生命体验。我正是被它所感动的。也因为有了它，这小说也才真正属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