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对联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对联始于春联，而春联是由古代的“桃符”变化而来的。中国古代庆祝新春时，有在两扇门上，特别是在大门上贴桃符的风习。桃符，就是贴挂在门上的两块桃木板，上面画有驱邪的“门神”，如“神荼、郁垒”二神的画像。

对联“联话”的开山之作，清代梁章钜(1775—1849)的《楹联丛话》卷一，一开头就说：

尝闻纪文达(按：纪昀)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馀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祷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除庆；嘉节号长春。”……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一般的对联研究者都认为，可考的对联之祖，也就能上推到孟昶此联为止。可是，此联乃是孤证，显不出在当时普遍流行的态势。梁章钜的态度颇有可取之处。他一方面根据文献，说孟昶创作的那副春联“实后来楹帖之权舆”；另一方面则有保留地说“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不下结论，并显露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研究者的心情。这种见地是很可取的。有人囫囵读过上引的那一段，便认为梁氏提出孟昶的一联为对联之始，算不上梁氏的知音呐。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发表了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婵雪女史撰写的《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推论出对联产生于晚唐以前。

谭女史这一推论，是根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中斯坦因劫经第0610号所录的内容得出的。谭女史据原卷所作录文是：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避)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升。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理。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谭女史文中说：“把上述文句确定为楹联的依据有三”，即：

第一，时间上的吻合：“岁日”、“立春日”正是我国传统习俗书写楹联的时候。许慎《淮南子诠言训注》记载：“今人(按：汉代人)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灾之辞，岁旦插于门左右地而钉之。”……(按：此下尚引《玉烛宝典》、《荆楚岁时记》等书，说明我国古代在岁日和立春日均有写春符、春联的活动。)

第二，文句对偶，为联句格式。……

第三，……最后明确指出：“书门左右，吾傥康哉！”偶句而写于门之左右者，当为楹联无疑。如无此语，还可以认为是一般“集句”，以致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定为“类书”。但那是不够确切的。

谭女史还为这个卷子考订书写时代：联句写在斯0610卷的背面，前后均无题记。其正面是《启颜录》的抄本，尾题：“开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写了”，“刘丘子投二舅”。此尾题为楹联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时为公元723年，较孟昶的题辞早240年。

谭女史又指出：“这只是楹联的上限年代”。至于下限，谭女史根据对其内容的分析，将其定为晚唐。我认为确切可从。因而，我们可以信从谭女史的结论：“可以说敦煌联句是迄今为止，得以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楹联。”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阅读那篇文章，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赘引了。

据谭女史的文章，我们至少能得出以下三条结论：

一、对联始于写春联。在还没有更早的非春联类型的资料出现的当代，把谭女史所引的敦煌遗书斯0610号卷子和孟昶写春联的记载加在一起考虑，这一条绝对可以成立。

二、春联最晚在晚唐时已经产生，还可能上溯到盛唐，也就是公元七、八世纪左右。

三、对联起源于民间。写春联，不是由于帝王提倡。相反的，帝王倒是受到当时民间流行的书写春联的影响。

我们必须说明的是，那个时代，虽然已经有写作并张贴春联的例证，但是，未必有“春联”、“对联”这样的作为一种体裁的固定化的专名词。从敦煌写本斯0610号的内容和写法看，和唐代流行的又在敦煌写本中大量出现的某些骈体应用文范本极为相似。《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将其归入“类书”一类，有一定的道理。这也就是说，早期的这种雏型的对联，似乎是在骈体应用文和律诗的双重影响下蜕化出来的一个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