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短信的爱情
有时候看老电影,看到影片人物错失机会的关键情节,比如一个没能接到的电话,我就不禁总是感到遗憾。如今的电子时代,没有接不到的电话了,它每天会在我们的衣袋里响起来。就连那很久以前的恋人,也随时都能在社交网站上看到。
想想电影《日瓦戈医生》吧,日瓦戈在一个城市的大街上偶然瞥见了心上人娜拉,但是还没等他赶到她身边,她已经消失在了视线里,这让日瓦戈心如刀绞。如果故事发生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日瓦戈和娜拉绝不会找不到对方,即使失去联系,他们也能在诸如脸书、推特这样的社交网站上成为“网友”。
1991年夏天,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名叫朱莉的女孩。我是在上大学时和朱莉相识的,那时的她刚毕业不久,在她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呆了几天,计划着下一步人生目标。我和她偶然见了次面,然后就开始约会,不久之后就难舍难分了。
但是我早就已经定好花一个夏天去欧洲旅行,朱莉说她想搬到芝加哥,我们形影不离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告诉朱莉,我会给她写信的,我把自己在英国威尔士的一个朋友家的地址告诉了她,我在旅行途中将去英国看望我的父母。
我乘坐的飞机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降落后,我先后在德国特里尔游览了古罗马遗迹、在法国斯拉斯堡度过了夏至之夜、在瑞士巴塞尔一座足球场观看了一场摇滚乐演出,然后又去了我的祖辈居住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在那里倾听了教堂合唱,并且观赏了艺术大师画作展,那些画作美极了。
但是我的心情很糟,我从没如此感到寂寞过,眼前的美景虽好,可我只想着朱莉。
我独自一人坐在维也纳圣史蒂芬教堂外的一把长椅上,吃着在小摊上买来的肉排,我心里盼望的是能回到皮奥里亚,坐在她的身边。我给她写了好几封信,把我的思念注入进了信中,仿佛那样就是在和她携手同行一样。
我到了伦敦和父母见了面,和父母团聚的喜悦难掩我心里的思念之痛。我的旅行走得太远,和朱莉彻底失去了联系,我的心也前所未有地沉入了最深的深渊。我暗自流着泪,整天魂不守舍,心不在焉地在伦敦呆了三天。
最后,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坚持让我给朱莉打个电话。于是,我在伦敦的旅店里往美国皮奥里亚打了个长途电话。电话接通了,但是朱莉不在。她的妈妈告诉我,朱莉前些日子带着行李去了芝加哥。我的信放在她家的桌子上,至今还没打开。
我又给芝加哥打了个电话,但是没人接。那时候,没有电话留言、没有语音邮件、没有来电显示能让她知道有人给她打过电话,只有电话机在她那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响过。我没有任何办法知道她去了哪儿、什么时候回来。我开始妒火中烧,怀疑她已经移情别恋。
第二天,我和父母开车去了威尔士,在那里没看到朱莉的来信,我的心再次乱得一团糟。我的身子在威尔士,身边环绕着葱绿的群山和欢跳的小羊,可我的心却在地球另一面的芝加哥。
父母把我送上了回伦敦的列车,以便让我从那里坐飞机回家。但是到了伦敦希思罗机场,机场人员告诉我,父母给我买的那张双程机票只能从巴黎登机,所以我只好去了英国多佛,在多佛又坐船穿越海峡去法国巴黎。
那条船上坐满了一同去法国的学生,我们在法国加来港下了船,坐上了通往巴黎的夜间火车,在途中,我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伤心故事。
“忘记你的爱情吧。”他们说。一个小伙子说,他要去西班牙,他和朋友们要去那里参加奔牛节,让我也一同去。一个女孩想去法国海滩享受日光浴。“和我一起去吧。”她邀请我。
“不,不。”我说,“我要是不回家,就肯定会失去她了。”
我的耳边响起了一阵嘲笑,他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旅行,要是我半路回家,会后悔一辈子的。
到了巴黎,我直接去了戴高乐国际机场。我很快就要去芝加哥了,我想做的只是登上飞机。但是正赶上那次航班的乘客发生骚乱,我坐不成了,下一次航班也不行。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收拾行李,想去火车站,一边走一边流泪。我要困在巴黎三个星期,啥时候才能回家?
但是走出机场航站楼时,看到不远处有一个英国航空的标志,前面是三个面带微笑的售票员。
“你们还有座位吗?”我问她们。
“有座位,”其中一个人回答,“但是20分钟后飞机就要起飞了。”
这是一张单程机票,价钱是父母给我买好的那张机票的两倍。我看了看自己的信用卡:只够紧急用途了。
我买下了机票,这件事我没敢跟父母讲。
四年后,在我和朱莉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才把花双倍钱买机票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给一屋子的亲朋好友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失魂落魄的男孩,他一路放弃了在威尔士陪伴可爱的小羊、放弃了游览古罗马遗迹、放弃了巴黎的红酒和海滩美女的诱惑,选择了他心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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