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冯骥才带着一群人奔走于各种各样的古旧城巷与偏僻村路，在人迹罕至的废墟里，在蒙满灰尘的角落里，勘察散落的文化遗产，大声疾呼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刻不容缓。

“我的‘四驾马车’可不是四马拉一车。我只是一匹马，我是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有朋友说，你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呢，可能会做得更好些。我笑道，这话你说晚了，现在哪一样我也离不开了，或者离开哪样我都不完整了。”

“四驾马车”并行不悖

这段话写在了近日在京举办的冯骥才70岁艺术大展的厅堂里，也许正是冯骥才的一番内心独白。所谓“四驾马车”，指的是展览的四大块：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年届古稀，冯骥才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现这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也寄予了他文化理想的四个领域。

最初知道冯骥才，是因为他是小学课文《挑山工》、《珍珠鸟》的作者；后来知道冯骥才，是因为电影《神鞭》，因为小说《三寸金莲》，因为他的带有浓郁天津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近年来，在报章电视里常常看到冯骥才，则是因为他成了一位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者与保护者。等看了展览，才发现冯骥才远比我的想像要丰富与博杂：他还是现代文人画的创作者，是天津一家高校研究院的掌门人，是一群博士生的老师……

展厅里的展品有些让人目不暇接：160余种中外版本的文学作品，80余幅不同时期创作的字画，18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以及大学教学的科研著作。在这里面，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做这桩事，冯骥才经历了诸多艰难困阻，也取得了许多让人欣慰的成绩。比如，因为天津老城在二十世纪90年代开启了“旧城改造”的步伐，为了记录下散布于老城区的历史文化遗存的真实面貌，他与一批来自民间的志愿者历时半年，对老城进行调查、实地拍摄，最后整理出版了系列图集《天津老房子》。

抢救文化遗产的

“行动主义者”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席卷中国，60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市没有做过任何文化盘点，即被推土机扫荡一平，大片历史街区连同城市记忆顷刻失去，中国城市史出现了空前剧烈的断裂与颠覆。在眼睁睁看着物质性文化土崩瓦解的同时，也让冯骥才深深感受到非物质性民间文化迅速地烟消云散，这让他痛心不已。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后，他身体力行，并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的文化受到空前冲击，我们的文化载体在丢失，我们的文化在被市场迅速稀释，在濒危、在死亡，已经不能坐而论道，要把书桌搬到田野上去，要开始普查了……

“我从天津老城保卫战开始，到抢救估衣街结束，5年时间，可谓屡战屡败，然而却从中深深体会到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与痛楚。”也许正是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困境与痛楚，冯骥才说：“我渐渐离开‘自我’的绘画，重新回到‘责任’中来，但这一次不是文学的责任，而是文化的责任。”冯骥才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总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决不讳言这样的责任感。他说：“我自己总有一种担心，即30年后我们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还能剩下多少。文化的魅力是个性，文化的乏味是雷同。那么，为此而呼，而争，而辩，而战，不应是我们的责任？”

这些年，冯骥才带着一群人奔走于各种各样的古旧城巷与偏僻村路，在人迹罕至的废墟里，在蒙满灰尘的角落里，勘察散落的文化遗产，大声疾呼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刻不容缓。

2002年，他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活动的提案并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现代社会进程中濒临灭绝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和保护，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他还几次通过卖画筹集资金，成立基金会支持云南甲马、贵州等地的民间文化遗产调查，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的守望者”。经过近十年的普查，现在评出700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国家级的有1300项。

在工作中，他们发现了民间年画的重要文化价值，于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与搜集工作，把全国各大年画产地的活态口头遗产转化成了文字与音像资料，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这套集成包括22册分卷，系统、完整记录与保存了中华民族这一重要的文化财富，其中大部分年画遗产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很多展品里可以看到，冯骥才选择了做一个“行动主义者”，他的身影总不在书斋里，而是在山川与田野上。他本以写小说出名，但是当读者们把他的形象定格成潜心书斋的模样时，他却肩挎相机走向了民间，走向了田野……

“内”“外”兼修永不停歇

冯骥才说，自己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离不开作家的立场和作家的角度。作为作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敏感，因为它和静止的物质的文化遗产不一样，无论是春节、端午等民俗，还是口头传承的诗歌、传说，这些都是有生命的，它是那一方水土里个性、精神的高度凝练。作家在关注生活的同时，一定会去关注那个地区独有的文化，会把这些当做一个生命而不仅仅是学术对象来关切。当它消失后，作家会心疼的。这句话让人想起冯骥才从法国回来时发现他一直致力于保护的天津老街估衣街被拆时，站在那片废墟上落泪不止的场景。

在文化遗产保护之外，展厅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墙壁上的画作了。在冯骥才的“四驾马车”里，如果说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都是在践行他的社会责任感，是“向外”的事业，那么绘画则成为他面对内心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是一种“向内”的事业。在绘画的世界里，隐藏了他最丰富又最隐秘的个人心绪。然而，谁又能把内在的自己与外在的自己截然分开呢？在展厅里细细阅读那些画作，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冯骥才的影子。

记得看过一幅冯骥才的水墨，名叫《极顶》，画中重山绵延，云烟氤氲，意境辽阔。在旁边的文字里，他写道：“我喜欢把重负压在自己肩上；我给自己的使命大多力所不能及；我把自己用到极限。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攀登，并且可能一切都是徒劳。但是理想主义者的所有快乐都在攀登的路途中。”这样的一幅画，不正是画者的一种人生写照！不正折射了一种文化理想！从这样的画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水墨山水，还有一个行动着、攀登着的冯骥才，一个用脚步来实践理想、到老也没肯歇下来的现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