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总在奔赴下一个战场的路上

科尔文曾经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高材生。大四那年，她参加了一场研讨会，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美国20世纪新闻界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赫西是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使她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她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后来，她加入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支驻外记者的精英团队。每当看到他们从国外战场上发回的稿件，她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于是，她申请去做战地记者。在她的笔下，炮弹不仅是一个名词，伤亡也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们意味着烧毁的房屋、残缺的肢体、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她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

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数十年做战地报道。废墟、死亡、绑架和白兰地替代了同龄人应有的平常生活。而相对于其他战地记者来说，她是战地最资深最长寿的大姐大。她曾和卡扎菲、阿拉法特谈笑风生，也曾在黎巴嫩内战中报道贝鲁特南郊难民营里的大屠杀。随后她的报道范围扩大到世界所有战火纷飞的地区，车臣、科索沃、塞拉利昂、津巴布韦、斯里兰卡以及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

2001年，科尔文在斯里兰卡报道战事时遭到了政府军的攻击。最终，她捡回一条命，但左眼永久失明。她系上一条黑色眼罩，奔赴下一个战场。死亡这么嚣张地逼近她，她能借以抗衡的，只有信念。“要相信，当你在国外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时，很多人正等着看你的报道。要相信他们在关心战争中的不幸，并在试图阻止它。”

她说，尽管手机互联网让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变得更为透明，但一般人还不能像参观马戏团一样去战区做报道，再传上互联网。所以，要了解战场所在地的真相，就必须有记者冒着挨枪子儿的风险去实地调查。

最艰难一役

如果没有战火，从黎巴嫩边境到霍姆斯的乡间道路会是一派田园风光。车辆穿行在纵横交错的田野，路旁的柏树和白杨整齐成行。蜿蜒穿过果园，满目尽是杏树和苹果树。但战火改变了一切。

出发去叙利亚之前，科尔文也曾与朋友说，希望早去早回。

有近三十年的战地经验，科尔文对流弹与迫击炮弹落下的巨响早已习以为常，也许她并没有想到叙利亚的情况会超乎想象。在进入叙利亚的两个星期，她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的标题是《炮弹如雨》，第二篇是《我们被大屠杀的恐惧所包围》。

在最后一篇报道的开头，她写道：这是一座饥寒交迫的城市，炮弹爆炸声和阵阵枪声在上空回响。通信中断，电力被切。在他们的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可以用柴油锡炉取暖，但没几家人有柴油了。冻雨滴满坑洼处，雪飘进玻璃尽失的窗户。商店全都紧闭，亲朋四邻相互接济，但家中所剩无几。死伤者多是冒险出去觅食的人。

科尔文总是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报道战争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恐惧和痛苦。她和那些住在酒店出去转一圈就回去的记者不同，她会和当地人同吃同住，以获取最深的细节。

没有科尔文和其他少数的战地记者发回的报道，在伦敦、华盛顿及纽约联合国大楼办公室的官员们就没法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灾难正在上演。

叙利亚之行，是56岁的科尔文26年战地报道生涯中最凶险的一役。

为避免成为攻击目标，科尔文乘坐的车辆只能在乡间小路颠簸，骨头都要被震得散架了。

反对派武装在控制区域设立了检查站。寒冷的冬夜，有人聚集在检查站边的篝火旁，虎视眈眈地盯着任何形迹可疑的车辆。

科尔文在黑暗中攀越墙壁，钻过布满泥泞的战壕，终于在凌晨抵达黑漆漆的城市。这位外国记者的到来，受到一群人的欢迎。他们渴望外国记者向全世界披露这座城市的苦难，期待国际社会不再作壁上观。科尔文被簇拥着登上一辆敞篷卡车，开着大灯，疾驰而去。

叙利亚军队发现了他们，随即用机枪猛烈开火，他们赶紧开进一座废弃的建筑物隐蔽起来。到了白天，科尔文看到，这里几乎每一栋建筑都伤痕累累，炮弹像暴风雨一样刮过每条街道。

科尔文也很快见识了前所未见的危险，她生前的一段录音描述了当时霍姆斯的状况：“叙利亚人不准任何人离开，如果有人出现在街道上，他们不是被流弹所伤就是被子弹击中，到处都是狙击手。让人心寒的是，这些狙击手毫无同情一心，他们肆无忌惮地袭击民房，令人震惊。”

两个星期的无情炮击令这座城市摇摇欲坠。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一个疑问：“世界为什么抛弃我们?”

“这座城市就是一幕巨大的人间悲剧，居民生活在恐怖中。”2月19日，科尔文从霍姆斯发出的第一篇报道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未料却成绝笔。

2月21日，在遇难前几小时，科尔文在一栋被炮弹削掉顶层的建筑物内，应约分别与BBC、CNN的新闻节目电话连线。她在BBC节目中说，当天看到一个婴儿死去。“太可怕了，这个婴儿才两岁，脱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弹片击中他的左胸。医生什么也做不了，婴儿的肚一子一直在起伏着，直到死去。”

当天，科尔文更新了她的Facebook：“很无助，天气也很冷，但我会继续发出报道。”

真相的代价

美国东部时间2月22日凌晨5时，纽约州长岛一栋楼房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时间这么早，居住在这里的科尔文的母亲深感大事不妙。26年来，女儿总是出现在最可怕的地方，老太太不免担惊受怕。

2月22日，科尔文本应离开叙利亚，报社总编以叙利亚形势太过凶险为由，要求她立即撤离。但科尔文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她正在做一篇重要报道。

母亲深知女儿的执著：“如果一你认识我的女儿，就知道，劝她远离战场只是白费口舌。她如此坚定不移，对自己的采访充满热忱，这是她的生命。”

自2001年报道斯里兰卡内战失去左眼之后，科尔文一直戴着黑色眼罩。不少老同行离开了战地记者的圈子，不再奔走于第一线，科尔文却不知疲倦，成为同代人中最杰出的战地记者。

许久以前，科尔文曾远离一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国际部办公桌后面待了几年。那段时间，她几乎无聊死了。不久后，科尔文又登上飞机，奔赴下一个危险之地。

当朋友或同行带着家人出游或度假时，科尔文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投身到战地记者事业中去，其他诸如健康、家庭、个人生活的一切，统统排在第二位。她有过三次婚姻，却都以失败告终，也从未生儿育女。

从战场归来的她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和平年代”，因为生活安静得让她发慌。她回忆说，“在经历了战争、炮火和逃亡以后，我真的很难跟别人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的流行款式。”“得奖也让我焦躁不安，我始终有一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是从战争中受益的人。我们把那些人身上发生过的可怕故事榨取出来，然后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她因此曾产生一种负罪感。

“战地报道本质上和从前一样，总有人要去那里，看看发生了什么。”科尔文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称，“如果你不亲临那个人们被子弹射中的地方，那个有人向你开枪的地方，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消息。”

“我们总是问自己为这样的报道付出的风险是否值得，以及如何区分勇敢与鲁莽。”科尔文在演讲中说。她的答案是值得，哪怕她为此付出了左眼，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