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是侯德榜刚入清华学堂的第一年（也是最后一年，因为入学成绩特优，他只需要在清华学一年就可以去美国留学）。入学之前，他在符离集(出烧鸡的地方)铁路上工作了三年，1910年考上的清华，1911年去的。没办法，他家穷，侯家世代务农，他爷爷出于为未来的期望，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富清华、穷北大”那时候清华学堂的人还是比较看不起这个比较穷而且大一点的插班生的，别人可是在这个英文授课的学校里学了好多年了（清华学堂学制十年，第十年正常毕业就可以直接留学美国）。在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之后，再没有看不起他了。就在这次考试上，他拿了十个满分。1913年，他去了MIT学化学。

河里在讨论皮革，其实最早的化学家颇有学制革出身的。刘楚青便是，侯德榜也学过制革，原因很简单，看到中国的原料就这么白白溜走，别人拿走钱就这么简单，心有不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制革，而不是制碱。

侯德榜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对那段日子他从未忘过。幼年家贫不能上学，就在私塾外面听。他天资甚高，学堂里面还没记住，他在外面过耳不忘，被教书先生视为奇才，原意免费收他这个学生。同样的故事还有一个人，是邢其毅的父亲刑端。我是在查邢其毅这个贵阳人和蔡智诚这个老乡的关系中了解到这段轶事的。邢其毅和蔡智诚没什么关系。因为刑端家贫且务农出身、属于寒门士子，二十一岁即中进士离开了贵州入翰林院（最后一批）并再没有回去过，这时候邢其毅最多刚出生。回到侯德榜上来，他彻底突破了苏尔维法的秘密之后，用英文写了《制碱工业》这本书，书的封面上，就是一个在南方稻田里，留着长辫子，脚蹬水车，手捧书本的英俊少年。这本书把苏尔维法从原理到工艺再到设备以及参数的设置写了个底掉，从此中国人，把原来一盎司黄金一磅的纯碱做成了白菜价。如果这是山寨货，那么我希望中国这样的山寨货越多越好。

干化学和化工实际上是两个方向，化学要考虑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化工要考虑的就多多了。比如能不能做大、做大了安不安全、成本合适不、哪条路线最合适、外交也要懂、经济也要懂、机械也要懂、建筑也要懂、烦也要烦死了。

说道侯德榜，那不可能不说“侯氏制碱法”。侯氏制碱法怎么来的呢？和我们的很多技术一样，被别人卡脖子逼出来的。

苏尔维法对食盐的用量很大，产生的氯化钙又很多，氯化钙还没什么用处。开始的时候永利在南京，靠着长江和浙江的盐场，而且盐场用的多是范旭东（永利老板）的技术，这个缺点不明显。抗战以后，到了西南，就不行了。这里是井盐，比海盐贵多了，产量也跟不上要求。这时候德国人搞出了察安法，效率要高得多。于是当时范旭东派侯德榜带了一个团去德国商讨引进察安法的事情。没想到德国人连门都不想让他们进，并且提出生产的纯碱不能在“满洲国”销售。不让进门还没什么，这个销售要求太欺负人了。代表团立刻离开德国，去了美国，手里只有两份专利说明书。侯氏制碱法的发明，就这样侯德榜在美国研究，手下人在香港做实验，另外的人在上海（租界）搞中试，靠着战争时期的通信，一点一点数百次的失败换来的。

说到这里，我们真是很幸运的，侯氏制碱法的中试是在1940年完成于上海租界，如果再晚一点，真不知道会再晚多少年。

侯德榜对中国化工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制碱法，他几乎搭起了整个三酸两碱的底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作为中国人聪明和勤劳的一方面。

侯德榜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技术班子赴美国考察采购和学习。在此期间，他们购到了制酸设备，以中国人特有的忍耐力，通过软磨硬泡的办法，学到了制酸的关键技术。还在购买硫酸设备时，“顺便”在该厂索要到与制酸无关的硫酸铵生产工艺图。然后掉过头，从另一厂家以废钢的价格买下一套硫酸铵生产设备。这一点，美国人的评价比较权威“他们太精明了”。设备运回中国，安装又没有大型设备，买设备只用一次显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侯德榜带人自己设计了一套。后来四个厂，硫酸、硝酸、硫酸铵、合成氨全部一次开车成功。

不幸的是，不久，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被打回去了，造成的破坏却一时半会恢复不了。首先要国民政府出面讨要被抢走的工厂设备，KMT嫌麻烦、拖着不办。侯德榜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造舆论；交涉好了，运回设备的时候，美国人要把日本人换上的零件卸下来，侯德榜说“强盗抢走的是一辆好汽车，还回来至少是能开的汽车，不能把强盗用坏而更换的零件再卸走呀”；争回来了，美国人要在日本口岸交割，侯德榜不同意，强盗抢走的东西要还就要还到家里来；对日本赔偿的工厂，要求“这些赔偿来的东西是八年抗战的成果，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地步，留给他们作为报复的资本。即使是破铜烂铁，只要回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