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美国的南北战争正如火如荼，紧张的气氛弥漫在北美的每个角落。

在北方东海岸的波士顿港，深夜是一片死寂，漆黑的水面除了船上闪烁的点点微光外，什么也看不见。港湾内的一艘船上，有一个17岁的男孩四下张望了一会儿，趁船上人没注意，迅速跃入冰凉的海水中。他潜入水底，一直潜游到远离那艘船，才探出头来呼吸一口气。他在下午船快驶近海岸时，就已经事先看准了陆地的方位。

他开始向岸边游去。游了一会儿，他已筋疲力尽。他仰浮在水面上休息了一会儿，浑身冰冷。他几乎支持不住了。他想喊“救命”，但这一喊，美国海岸警卫队士兵就会向他开枪射击。就是不被击毙，海防人员将他遣送回船上，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他于是咬着牙又向前游。突然，有个硬硬的东西把他撞得疼痛难忍，啊，这不是岸边的木桩吗?他总算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冒险跳海的17岁男孩，名叫约瑟夫·普利策。这位后来在美国功成名就，成为大富豪和新闻界创始人的普利策，就是这样踏上美国大陆的。

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一个叫马口的小镇。这里靠近罗马尼亚边境，有着一片肥沃的土地。他的父亲是个有教养的犹太谷物商，母亲是有德国血统的美女，是个天主教徒。普利策排行老二，老大已经夭折，老三叫亚伯特，老四是个女孩子，名叫艾玛。兄妹三人从小就由家庭教师负责管教，尤其受过严格的德文、法文等语文训练。

普利策年幼时，家境小康，不愁衣食。可是不久，他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他的生活就起了很大变化。母亲再嫁，他和继父布劳相处不好，使得他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一心想要外出独立。17岁的普利策就这样离开了布达佩斯。

起先，普利策想当个奥地利军人，但因为年龄太小，视力不好，身体单薄遭到拒绝。于是他又前往巴黎、伦敦，请求加入外国兵团，但依然是到处碰壁。后来他又到了德国汉堡。在那里，一个德国佬对他说：“小伙子，我可以让你乘船到美国去当兵。”普利策心想，当时各地都出现大批失业者，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年轻人只有当兵才能混饱肚子。美国远是远点，可是德国佬把美国士兵待遇吹得天花乱坠，他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再说普利策偷渡上岸后，发现美国的农田景色和匈牙利大不相同，地广人稀，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美国农民的生活比起自己家乡来，要好得多了。

普利策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抵达纽约。纽约不比欧洲的某些城市大，也不算很漂亮，但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大厦林立，新房子越盖越高，直耸云霄。他特别喜爱人们那种快速的谈话方式。在这里他可感觉到生命的跳跃与成长，纽约城就好比他本人一样，既年轻又充满活力。普利策认真地学习英语，由于他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会话。

普利策觉得靠打零工糊口终非长久之计，便找到联军总部，报名当兵。“林肯骑兵队”一名军士接待了他。军士见他英语说得很别扭，突然用德国话问他：“你会骑马吗?孩子。”

此时普利策心跳得厉害，对于一个在匈牙利农村小镇长大的孩子来说，骑马是他最喜爱也最拿手的。当他问清楚“骑兵”的意思后，便高兴地点了点头。那军士便领他去见一名军官。军官和蔼可亲地拍拍他的肩膀：“你想为这个国家打仗，一定刚从船上下来的，你要证明自己也能做道地的美国人，是吗?这太好了，你找对地方了。这里的林肯骑兵队队员全都是来自德国的高尚家庭，他们会像兄弟般的照顾你的。”于是，17岁的普利策就成了林肯骑兵队里最年轻的一名战士。

军队纪律是严明的。普利策的马骑得相当好，但他的表现不像一名士兵的样子，站也站不直，走也走不好。有次班长训斥他，他竟不停地回嘴，挨了班长重重的两耳光。普利策古怪的仪表和神经兮兮的表情，常使指挥官看不顺眼。有一次指挥官暴跳如雷地叫着：“叫他滚蛋!我们军中没有这种笨蛋。”

这种话深深地刺伤着普利策的心，使他和士兵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后来他才明白，在那些身经百战、受尽战争折磨的老兵眼中，自己是个小小萝卜头。老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战友，在战争烽火中丧失了生命，内心的创痛可想而知。而年轻的普利策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却经常对战争高谈阔论，目中无人，老兵们和长官怎会不讨厌他?

骑兵的伙食是不错的，正在发育的普利策一天一个样，长得壮实而又高大。渐渐地连长蓝赛上尉开始喜欢他了，没事时还把他喊到帐篷里跟他下棋。蓝赛上尉告诉他说，兴趣广泛、好问博学，这在战后是优点，可是在兵营里就不能有个人行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人家要你向前，你就不能退后，长官会为你思考。去猜想骑兵队长做什么，或林肯总统会做什么决定，这些可不是二等兵普利策的事。篮赛上尉还称赞他说他的骑术是全连数一数二的。普利策频频点头，似乎明白了许多。

可是第二天大清早，普利策就又闯祸了。大清早集合的时候，他迟到了，而且衣冠不整。值星班长咆哮着命令他出列，大声地对他训斥，什么狠毒的字眼都搬了出来，连他的祖宗三代和祖国都骂到了。普利策顿时怒气冲天，他使尽吃奶的力气朝班长脸上猛揍。他的个性是，谁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就会大动肝火。

士兵们个个目瞪口呆，待回过神来之后才上去拉开他。这时一位排长闻声赶来，排长一听士兵竟敢殴打长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普利策被带到总部大楼，被武装士兵看守在禁闭室里。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这在战争时期，他也许会被枪毙。但他对所做的并不后悔。如果有人还敢辱骂他，他还会那么做的。

不一会儿蓝赛上尉来了。普利策问道：“是不是拉我出去枪毙?”蓝赛上尉说：“你又胡思乱想啦，军队是不会这样处置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的。不过挨你接的班长一心想置你于死地，幸亏许多战士为你说情。”

普利策感激地望着上尉，两腮挂满了泪水。

蓝赛上尉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将调往别的部队。你一定要记住我说过的话，在战争尚未结束时不要跟军队挑战。”

普利策被解除禁闭后，回到了连队。他记住了蓝赛上尉的忠告，从此，在军队的这段最后时光里，他一直没出过纸漏。他再也不是一个乐观、活泼的小男孩了。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一道永不磨灭的创伤，造成他今后不愿意在任何人的身上寻找友谊的性格。

1865年5月23日，联军在华盛顿举行最后一次游行，林肯总统宣布美国南北战争结束。

普利策领了最后一次薪饷。他和许多无家可归的士兵一样，决定留在纽约。

战后的纽约，大批退伍军人使本来难寻职业的失业大军更加庞大。如果有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有几百人前往应聘。普利策英文还是不行，又没什么专长，要找个工作谈何容易。他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后来外套有了破洞都没钱买件新的。

尽管如此，普利策也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只要口袋里有个角币，他仍然会到法国旅馆附设的一家小店找人为他擦皮鞋。有一天，擦鞋的对他这个阿兵哥说，请他帮帮忙以后别再来擦皮鞋了。普利策问这是为什么?擦皮鞋的只好说，法国旅馆的阔佬不愿意跟他这个穷孩子坐在一起擦皮鞋。普利策看看身上破旧的衣服，再看看阔佬投来的鄙夷的目光，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种尴尬的局面，使普利策决心离开这个城市;而且他发誓，有朝一日他要返回此地，买下这家法国旅馆，然后把它夷为平地，在这里重新盖上一栋举世无双的摩天大楼。

那天，普利策碰巧遇到一位林肯骑兵队的战友。战友劝他到西部去，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于是普利策决定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去。他深信他的希望到了那里会实现。

普利策在离开纽约时，身上只有几个铜板。他卖掉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一条丝质手帕。他以步行和搭乘火车的方式前往圣路易斯。当他见到密西西比河的时候，不但已身无分文，还卖掉了一部分的衣服。他走过的路程，相当于从布达佩斯经过巴黎到伦敦那么远。他把母亲美丽的照片带在身边，寂寞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这是他唯一能获得安慰的短暂片刻。

普利策于10月10日傍晚到达密西西比河畔，正好碰到一阵雷暴雨。他又冷又饿，眼睁睁地望着对面的万家灯火，却无可奈何。一座桥也没有，又没钱坐轮渡。他浑身颤抖着，不知道如何能捱过这个夜晚。他站在岸边看着渡轮来来去去，船夫叫他走开，他只装没听见。

普利策等又一艘渡轮靠岸后，硬起头皮问船夫：“请问你们需要人手吗?我必须去圣路易斯，可是我身上没钱。如果我留在这里，一定会被冻死的……”船夫仔细地打量着他因寒冷而变成紫色的脸，终于代他向船长求情。船长答应让他上船烧锅炉，借此免费乘船过河。

船终于靠岸了。普利策铲了一夜的煤，四肢无力，全身发痛，下船时差点跌倒。船长给了他一点钱，告诉他到哪儿去找吃住的地方。他找了个最便宜的客栈，倒下去就睡着了。

下午，普利策被嘈杂的人声吵醒了。起床朝窗外一看，只见宽阔的密西西比河上艳阳高照，圣路易斯市是那么生气蓬勃。他来到大街上，买了个面包边走边吃。此刻，街上到处都是猎人和生意人，当然还有婀娜多姿的淑女和穷兮兮的工人。新盖的商业大厦、银行、学校处处可见，这些美好的形象，使得普利策深信圣路易斯是个可以寻求光明前途的城市。

普利策第二天就找到工作了。由于他身体瘦弱，没办法干粗活，而且脾气也不好，又有几分傲气，不太愿意干那种让人呼来唤去的事，所以他接二连三地换工作，做过骡夫、水手、建筑工人、码头苦力、餐厅跑堂和马车夫，但没有一样是他真心欢喜的。

普利策幸运地租到了一间好房子，和一个德国家庭住一块儿。房东劝他找个固定的工作。要找到一份固定的体面工作，就得先学好英语。他于是来到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差事，每天为图书馆工作2小时，换取可以任意借阅图书的便利。

每天早上，普利策赶到图书馆，边工作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上班时间一到，他又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在图书馆，他遇上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的教授。虚心好学的普利策赢得了托马斯的好感，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托马斯日后对普利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68年，普利策当上了律师后，因为没钱设立律师事务所，加上年纪轻轻，又是一口夹生的英语，找他帮助打官司的人望而却步，业务始终不见起色。

一天晚上，图书馆里有两个人在下棋，其中一个正举棋不定，站在身后观看的普利策提醒他说：“别走那一步!”两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望着他。其中一个说：“老兄，如果您走那一步，您就输定了。”普利策又站在另一方，拿起棋子走了几步说：“先生，如果您这么对付他，还是会赢的。”

两个人看看普利策，又看看棋盘，似乎让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棋艺给镇住了。

当普利策正想离开时，其中一位叫住了他说：“年轻人，我想认识一下你这位棋艺高手，也顺便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给你，这是艾米尔先生，我叫苏兹。”

普利策一听不由伸了伸舌头，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敢得意扬扬地指导两位名人下棋。在圣路易斯，没人不认识艾米尔和苏兹，尤其是苏兹，他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过去曾帮助林肯竞选总统。苏兹原籍是德国人，担任过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南北战争时曾是少将，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

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家圣路易斯《西方邮报》。

当苏兹听普利策说曾在林肯骑兵队服过役，便和艾米尔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俩同时想到，这个才满20岁的年轻人，已当过骑兵、打杂工人、律师，见多识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这是很少有的。

正好《西方邮报》的一名记者不干了，得找个人补缺才行。苏兹和艾米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普利策。他俩问普利策愿不愿意当记者;普利策说他当然想当，只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怕胜任不了。他俩勉励他边干边学，说他脑瓜子很灵，不久就能胜任的。

普利策上班的第一天，总编辑就派他去采访一桩盗窃案。当他赶到失窃地点时，已经有许多别的报社同行闻风赶到了。普利策不仅详细地进行了采访，还帮助办案人员分析案情。结果，案子很快就侦破了，而普利策也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就连对他的能力有很大疑问的总编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伙子了。

接着几个星期，普利策写了许多报道。他之所以一口气能写那么多的报道，是因为他下笔快而且不浪费一分一秒。他领受任务后，大街小巷到处奔忙，他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别家报纸只字不提的芝麻小事，他也不放过。他认为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市民身边的趣闻趣事。如果不是苏兹支持他的观点的话，他这些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文章一登出，读者争相传阅，顿时洛阳纸贵，《邮报》销售量直线上升。

报社老板苏兹又把普利策调往杰斐逊城，担任报社驻该城特派记者，专门采访州议会开会的消息。他到首府从事政治采访的第一个月中，就已闯入议会的政治核心。

由于苏兹先生的熏陶和栽培，普利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兹认为这小伙子是新闻方面的奇才，有朝一日会和自己并驾齐驱。

果如苏兹所言，1869年12月，普利策通过竞选，当选州议员。进了议会后，他敢仗义执言，尤其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加挞伐，就像在报上发表抨击文章一样。普利策了解到圣路易斯市政当局所收的大笔税款不知去向，就提出一个法案，要求追查。当时就有一些议员极力反对，甚至公然威胁他的人身安全。朋友们也劝普利策别跟这帮有权势的人斗，说他们会要你的命的。但他照样坚持原则，一边在议会里跟他们斗，一边写了一篇篇内幕报道登在《邮报》上。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进行了追查，并将贪污受贿的官员绳之以法。

由于这件事，普利策被州长任命为圣路易斯市的三大警官之一。这一年他才23岁。他从身无分文来到圣路易斯，时间不长，就成了该市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如今的普利策已是个小有资产的人物了。他抽空回了一趟故乡。回到布达佩斯后，他这个衣锦荣归的游子扑向了母亲的怀抱，母子紧紧拥抱着，热泪滚滚而下。9年时间，一个流浪的穷孩子变成了报社的阔老板、一个政府要员，普利策的继父怎么也不能相信。

普利策回到美国后，直奔圣路易斯。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不少钱。赚钱的原因是他买下了一家报社，转手又卖给了当时的新闻业巨头麦克拉，净赚了2万美元。圣路易斯的居民不得不承认，普利策同时还是个有生意眼光的人。

有一天普利策突然告诉朋友说，他要去首都华盛顿，担任《纽约太阳报》的特派员。他有充分的理由要去华盛顿。当他回欧洲探亲回来时，曾在那里小住几日，并且遇到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女孩。那女孩名叫凯蒂。

普利策到了华盛顿后，渐渐和凯蒂热恋起来。但凯蒂的父母却难以接受普利策，在他们心目中，新闻工作是不值得干一辈子的。普利策下定决心，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在新闻事业上闯点名堂出来。他深信这个行业同样可以出人头地。

1878年6月19日，普利策和凯蒂终于喜结连理。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前往欧洲度蜜月。夫妻俩的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在欧洲游历了10个月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

普利策发现圣路易斯的一家老报——《圣路易斯快报》因经营不善，正打算出售，便以2.5万美元买下《快报》。这样，31岁的普利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报纸。但是这家报纸发行量只有24份。为了改变它的老面孔，普利策把它改名为《圣路易斯快邮报》，他在新报纸头版刊出了发行宗旨——本报除了人民之外，不为任何政党服务;本报不是共和党的发言人，只报道真实的一切;本报不会支持总统或国会，只公平慎重地给予批评;本报将攻击一切罪行及腐败行为……

《快邮报》面向广大市民，每日刊登一些和市民息息相关的报道，以及市民喜闻乐见的文章和图画，受到市民喜爱，发行量直线上升。普利策还喜欢刊登一些发人深思及引起议论的文章，像一篇与税收有关的文章就是个例子。它刊登了有钱人和大商人所缴的税额，以及工人和小生意人缴税的资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有钱人付的税很少，穷人反而缴得比他们多。这篇文章一见报，不到几小时，报纸就被抢购一空。普利策把最后一张报纸钉在报馆门口的橱窗里，他自己则躲在一旁，静听拥挤的读者对报纸的反应。

普利策这样做自然会得罪人。一些大商人恼羞成怒，串联那些逃税大户，撤消了在《快邮报》上的广告。这下子普利策的损失不小，但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的腐败。他曾在《快邮报》上撰稿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普利策作为发行人兼主编，事务相当繁忙。事业一天天扩大，非得有个得力助手不可了。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叫柯克里的人，这个人性格同他相近，很有魄力。普利策于是任命他为主编。这样，普利策可以集中精力当报社的老板。

1881年，《快邮报》销路大增，普利策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员工分享。主编除了高薪，年终还参加分红利。特别勤劳的报童，可以得到金表或银表。每年圣诞节，全体员工都能享受到全鸡大餐。

这时候，普利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虽然婚姻、事业都很顺利，可是此时普利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

1882年秋天，正当他和家人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的时候，报社出了一桩轰动全市的大事，一个名叫史列贝克的律师被登在报上的一篇对他不利的文章所激怒，就带着枪到报社来滋事，柯克里为了自卫，开枪将他击毙了。

这件案子几乎毁掉了普利策和他的报纸。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聚集在报社大门前，提出威胁要将普利策处以极刑。疯狂的群众甚至把点燃了的火把扔进窗内。

普利策认为，不管如何，杀人绝对是坏事，谁干的都一样。西部天天在变，正在由野蛮走向文明，应该靠法制来解决问题。他给这件事弄得焦头烂额。他先让柯克里取保在狱外候审。他自己也率全家到纽约去了。

这时的纽约已和他刚从骑兵退伍时大不一样了，已成了一个相当繁华的大都会。为了能在纽约立足，普利策认为还是办报好。于是他买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世界报》。

1883年5月11日，第一张新《世界报》印出来了，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报社的编辑看了都大摇其头，认为这种报纸在纽约是行不通的。但是它每星期都发表由普利策亲手写的社论。社论说出了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富人显贵发出猛烈的抨击。

《世界报》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出了深刻的道理，很快就赢得了读者。普利策还利用报纸这个阵地，支持克利夫兰参加总统竞选。《世界报》列出四个支持他的理由：1.他是个老实人;2.他是个老实人;3.他是个老实人;4.他是个老实人。

后来在短短的几年内，《世界报》成了全美国新闻界的泰斗，它所带来的震撼，使人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

普利策热心于政治，1885年，他在国会代表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为纽约市的众议员。

可是，妻了凯蒂并不快乐，丈夫越忙，在家陪她和孩子的时间就越少。一天凯蒂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普利策却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

原来，普利策说的是“自由女神”。他在国会就听说了法国人募集了一笔巨款，要塑造一座自由女神像，准备献给美国人民当礼物。这座女神像已塑造好了，正等着装运到美国来。有关人士建议将她安置在罗德岛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让每一个进入纽约港口的人都能看得到，可是国会却迟迟不通过拨款预算。

普利策准备筹募一笔款项，使法国人的礼物可以早日运抵纽约。他于是通过《世界报》，呼吁大家捐款。《世界报》的大声疾呼立刻有了反应。1886年10月，当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港口矗立时，普利策与各地名流显要，站立于主持仪式的行列中。

1887年，普利策为纽约市的一次选举奔忙着，他日夜不停地演说，写文章，策划选举事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有天晚上，主编柯克里走进普利策的办公室，看见他直直地望着自己，两行泪水挂在脸上。原来，普利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双眼已经瞎了。

为了调养身体，普利策和凯蒂开始了一次长期、悠闲的环球旅游，经过了印度、中国及日本。回到美国之后，普利策便筹划盖一座《世界报》新的大厦。他买下的那块地皮，就是当年退伍时身穿旧军服被有钱人看不顺眼，连擦皮鞋的都撵他走开的那座法国旅馆所在地。

1890年12月10日，纽约最高的一座大楼——新普利策大厦完工了。这是座20层楼的建筑物，地下室用来做印刷厂，一楼为营业部，二楼至十楼为出租的高档写字楼，十楼以上为《世界报》枢纽中心。镀金的圆形顶楼是普利策的办公室。第十一楼是漂亮的卧室套房，专供加班不能回家的编辑使用。

建这座大厦，普利策没有分文债务，这座价值200万美元的大厦完全属于他个人所有。

普利策知人善任，他手下有一批像柯克里这样的精兵强将帮他主持业务。他虽双目失明了，但耳朵能听见，他每天都要听下属汇报工作，然后他作出指示。没事时，他让秘书读书、读报给他听。有时由他口授，让秘书代写重要社论。他还造了一艘豪华游轮，乘坐它到处旅游。

普利策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新闻人才，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200万美元，创办了一所新闻学院。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在他的游船上与世长辞，享年64岁。

到了1931年，普利策花费毕生心血创办的《世界报》，在经济大恐慌的浪潮中宣告倒闭了。他的后代设法保留了《圣路易斯快邮报》，该报如今仍是美国的大报之一。

为了纪念普利策，美国每年都要评选“普利策”新闻奖，该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