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楼上住着是刘会计，江西宁冈人。他与妻子在上世纪60年代共生育了5个孩子。除了老二是女孩，以外的都是男丁，其中老三和老四为双胞胎。

双胞胎兄弟总是形影不离，就是在家，吃饭座在一起，如厕也是同去，似乎这个家庭唯有两人，其余的都是多余。

与很多的双胞胎一样，外人一般是很能难分清的。两人的眉毛都很淡，鼻涕几乎同时从左侧流出，口袋里的手绢永远是皱巴巴的，逢人说话总是先把头探出去，低头、眼睛朝上，先张嘴稍微停顿后再说话。

丛林、松林，这是刘会计给双胞胎取得名字。

第一次听见双胞胎嚎啕大哭是小学二年级的一天。这天学校举行悼念朱德逝世的活动。大家低着头，听着熟悉且沉闷的乐曲，操场显得宁静。

呀！破了！出血了，哭号声开始响彻。

我在后排，看见了刘丛林用他皱巴巴的手帕紧紧裹着右手，鲜血还是从中渗出，滴在了沙土上。

班主任走了过来，问道：怎么啦？

刘丛林揭开手绢，只见手掌部皮肤外翻，血肉模糊，同时还攥着一把带血的铅笔刀。

班主任这时望了望刘松林，他张着嘴巴哈了一下，说：他打他……说着，用手指着右侧的一位同学。

班主任推了一下扭着头的学生，说：万红厚，你惹他干什么？

万红厚低头回到：刚才放哀乐的时候，我听他在笑，还跟着哼哼，就劝他保持安静，然后我背上被他打了一下，他自己就哭了。

班主任听罢后朝着刘丛林说，你自己割破了手，还好意思哭，一点都不勇敢。松林，去，送你哥哥回家上药。下次你再用小刀打人，我就告诉你爸爸。

双胞胎一起离开了操场。

双胞胎的第二次哭是他们母亲去世。

上世纪70年代，一个家庭有三五个孩子很正常。不过，单职工家庭，也是这么多孩子，生活还是窘迫的。

刘会计总是有他的办法，软磨硬泡出入管理科长家，有时坐在他家不做声，不到晚上11点是绝不回家的。科长被找烦了。通过许多关卡，最终在市郊罐头厂为刘会计的老婆谋得了一份工作。

罐头厂距离军分区足有15公里，在那个没有公交车的小城市，上下班只好靠步行。

每天，清晨不见阳光，双胞胎的母亲就得离开院子。冬天的夜晚来得早，我们也就见不得她的身影。很长的一段时期，我似乎看到刘会计从早到晚在厨房忙活，双胞胎兄弟各自端着碗，缩在墙角边吃着午饭。

二层小楼的后面是各家厨房所在地，大家都喜欢端着自己的碗，里面放着菜，边走边吃，许多事情都是在各公共场合进行交流的。这年的夏天，全院的人们都围到了刘会计家，看着他把一辆加重自行车安装完毕，崭新的车架，轮子被车梯架起，手握脚蹬顺时针转动，后轮急速空转，齿轮的待速声音清脆伊人。刘会计拿着扳手，自豪地笑着，没有声音，但他额头旁的血管涨的鼓鼓的。

管理科科长是赤峰人，朝着刘会计说：你真行，没有票还能造单车。

一位用胶东口音的人赞道，这些玩意不好凑齐吧？

刘会计淡淡地说，我攒这些东西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这个车架子耽误了，就是不好买，上周在南昌开会碰巧看见了。呵呵，这下老婆就不用走路了。

管理科长说:这大家伙太高，你老婆够得着吗？再说，也没听说她会骑车呀。

没事，加重车以后载东西多，学车容易，容易。刘会计赏心悦目地推着车离开了后院。

不久，我经常看见刘会计的老婆骑着这辆加重车进出住宅楼大门。

一天，几个同学正在院内玩“分田地”游戏，一辆自行车进门便朝着我们驶来，人倒是没有被撞着，但刘会计的老婆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单车压在了她的身上。

刘会计出来扶起老婆，说，下回不要骑进大门，推进来就好。

吉安的夏天是很闷热的，知了都懒得叫唤，柏油路面被太阳烤的光亮且柔软，一脚下去便可以留下足印。

管理科长的大女儿在电信局上班，这天的晚间，楼内的人们都在听她一个人讲述。

她似乎看见了我，右手一直朝着我伸着，喃喃地说：我还有5 个崽呀，5个崽……科长的大女儿脸色苍白地描述着。

我下班的时候路过新华书店，看见围着很多人，便走了过去，见是阿姨，肠子都出来了，到处都是血……

楼内的人们都不做声，静静地听着她的简述。

大门开了，刘会计被两人搀扶着，勾着背，目光呆滞朝自家走去。我们也簇拥着上楼。

他家在二楼有两间房子，刘会计的对面便是双胞胎和他弟弟、哥哥的住宅。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双胞胎兄弟正在玩游戏，只见丛林手持一小竹竿，上面绑着一个约长一尺，半手掌宽的浅红色塑料条左右挥动，口中念念有词地喊道：红旗飘飘，红旗飘飘。

丛林呐、松林呐，快把你妈妈的东西放下，说话声带着无奈和悲泣。

这是双胞胎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于是，停止了挥动，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管理科长的女儿红着脸，从双胞胎兄弟手中取下“红旗”，卷起后放在了一个抽屉里。

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双胞胎挥舞的“红旗”是女人用的月经带。在那个年代，妇女是没有卫生巾的。

晚上，刘会计再次被人搀扶着来到太平间，他的脚步依然拖沓、无力，整个身子都是柔软的，歪着个脑袋，如同当代的美国科学家霍金，嘴里念念有词。管理科长见罢，低声向搀扶的人员说了句话，他俩便把刘会计的军帽取了下来，刘会计从中间把帽子握起，表情还是非常地呆滞。

也就是刘会计接过军帽的瞬间，他看见了松林向丛林展示口袋里妈妈用过的月经带。

第二天，一位战士来到刘会计家，把一个信封递给他。刘会计来到双胞胎兄弟面前，从信封里取出一个战士报靶用的三角旗，说，你们的妈妈已经离开我们了，以后就不要再玩她的东西了，这个是你们今后的红旗。

为什么说妈妈离开我们？

你们的妈妈被车撞死了。

妈妈是不是牺牲了？

就算是牺牲吧。

兄弟俩相互望着，先伸出脑袋，张开嘴，然后异口同声地说，妈妈牺牲了，牺牲了，呜呜……我妈妈牺牲了……撕裂般的哭泣声从二楼飘出。

此后，我总是听见双胞胎的抽噎。早上、中午、晚间。哭声中依然可以听到他俩说：妈妈牺牲了。当时我知道，两人其实不懂得什么叫死亡，只不过看许多电影知晓了什么叫牺牲。

这样的哭声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每次半夜有哭声的时候，刘会计就会跑到一楼值班室打电话，我不晓得他给谁打，不过第二天总是有人来到他家，中午和晚餐的时候全家被来人请走。

松林随家人回来了，走进院落逢人便说，你知道我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吗？停顿一下，他接着说，罐头肉，罐头肉。

我也吃了，还有香肠。这是丛林的声音。

院子又恢复了从前，大家还是端着各自的饭碗边聊边吃，相互间交流着故事。

双胞胎兄弟还是依偎在墙角，淡淡地吃着。自从他们的母亲安葬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两人的笑声。

夏季的一天，我在进楼的门口，看见了丛林捡起一块西瓜皮，毫不犹豫地啃了起来，视若无人。

几天后的一个旁晚，刘会计来到胶东口音的阿姨家，嗓门很高，说，你们不要背着我给他俩东西，我们再穷，也没有到这个地步。随后在自家的厨房，对双胞胎兄弟进行了肢体教育，哭声传遍了整个后院。

双胞胎的哥哥叫刘崇军，这年的十月，不足16岁的刘崇军当兵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再次得到消息是1980年的春天，他家来了两名军人，郑重地将一枚特等功胸章和阵亡通知书交给了刘会计。几天里，军分区司令和政委分别到了他家，军分区放映室在播放电影前还制作了刘崇军在老山作战的英雄事迹幻灯片。

不久，刘会计家又在一楼分到了一个单间。两个月后，这间房子热闹了一天，刘会计又结婚了。

胞胎的继母很年轻，体态较为丰满，面部粉白，眉毛黑亮，嘴唇红润，与当代明星宋祖英相像。据说是在井冈山下放的知青。

刘会计每天逢人便笑，还是没有声音，张着嘴，太阳穴旁边的血管涨的鼓鼓的。

起初，双胞胎的生活依然如故，只要做到不进一楼的房间，一天三顿还是很惬意的。年底，他家多了一口人，双胞胎的弟弟诞生了。

这年的刘会计已经是奔五的人了，见到老婆又给生了一个白胖小子，所有的心思全部用在了老六身上。

虽然双胞胎不能进一楼父母的卧室，但厨房的食品经常被人偷吃，刘会计的老婆非常气愤。于是，一次老家来人，她便叫人把松林带走了，带到了位于井冈山脚下一个叫茨坪的地方。

丛林开始独自一人的生活，有的时候一连几天看不到他的身影，每次听到他继母的怒吼，我便知道是丛林回来了。虽然邻居都时常劝说，但这位年轻的母亲把所有的爱投给了刘会计的老六，其他的不屑一顾。

又一次我问已经是满脸污垢的丛林，干嘛去流浪。他停顿然后伸出头，说，松林没有饭吃。

我懂了，他在寻找自己的兄弟。

就在丛林经常消失的阶段，刘会计被安排转业。他非常想留在吉安，但由于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军分区无法为其开脱，于是，他携全家来到老家宁冈县。

刘会计搬家的时候，丛林又跑了，一连数周没有回来。刘会计找到老战友，把一把厨房的钥匙递给他，说，我的双胞胎不傻，就是两个连心，我也是没有办法。我搬走了，厨房安置了一张单人床，丛林回来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刘会计带着老婆和孩子回到老家去了。丛林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便回到留给他的厨房，起先，他会到原来的邻居家走一走，谁给吃的都拿着，渐渐地他开始远离人群，自己劈柴做饭，邻居给东西他也不要。几年后，我们这个楼搬迁的时候他还是一人独行，只不过，他的衣服更加褴褛，不仅澡不洗，甚至脸也不擦。

2011年的6月，我听说军分区的二层楼要拆除，便和几位发小来到驻地，拍摄了几张照片。

中午就餐的时候，已经是拥有5家商铺的老板茵子说，你还记得双胞胎吗？还是一个人在大会堂附近居住，常年靠捡垃圾为生。

我们就餐的地方恰好就在附近，于是便来到这里。大会堂是原来的名称，这里曾经是吉安最为豪华的文化场所，现在除了原来的几个台阶，其他早已夷为平地。

我们顺着一块留存较大的破房间走去，不远处见到了身着军装的丛林。几十年没有见到了，头发所剩无几，他吸着烟，拿着一个编织袋，在路口四周寻觅，见到一个水瓶，他娴熟地将其踩扁，随后放入编织袋中。

刘丛林，茵子叫道。但丛林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声音，重复着刚才熟悉的动作。

我们走向前，递给他一盒香烟，他呆滞的目光看了看我和茵子，缓慢地接了过来，揣进口袋。朝着楼梯下方走去。于此瞬间，我听到了一妇人的连续呼叫，哥！哥呀！嗷叫般的呼喊，伴随撕心裂肺恸哭声，吸引了路人围观。

在大会堂的左侧，一位身着长裙的妇女，拉着一位穿着休闲装的平头男子向丛林呼唤。

丛林，木讷地扭过头，拿着一个空瓶望着对方。松林，疑惑间，他用已经踩扁的矿泉水瓶子指着穿休闲装的男子，沙哑地叫道，松林，松林呐！

休闲装男子也高声附和：丛林，丛林呐！

两人喊着各自的名字朝着对方跑去。

他俩的哭声都是相同的声调和相同的频率，就连鼻涕还是与从先一样，一起从左侧流出。唯一的不同，松林的头发较为密集，带着一副眼镜显得斯文。除了眼神，在丛林身上似乎看不到干净的地方。

茵子给饭店打了一个电话，要求更换一大的包间。这时我才发现，在长裙女人的旁边还有俩位满头银发的外国老人。

席间，双胞胎两人始终握着一只手，低头小声地说着大家都听不到的话。

长裙女人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哽咽地介绍道：松林到了茨坪不久便开始给继母的家人放牛，每天住在牛棚里。后来，被这两位旅游的美国人见到了，便收养了他。

大家举杯敬这两位美国老人后，松林自己说，现在，除了没有汽车驾照，已经是儿孙满堂的人了，在洛杉矶有一个江西吉安米粉馆和丛林餐厅，叫丛林餐厅的目的就是要家人晓得，他还有一个兄弟。

前些年，他在儿子的陪伴下五次来过吉安，但都是无功而返。这次是通过大使馆帮忙才找到的。

丛林从内衣口袋取出了一个塑料袋，拿出了一方三角旗，一面已经暗淡的红色三角旗。松林将桌上的一根筷子拿起穿了进去，举过头顶，“红旗飘飘，红旗飘飘”，两人念念有词，似乎没有顾及身边的众人，围着桌子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