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抨击所谓的“送去主义”的时候说：“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很明显，鲁迅先生在这里是“顺带”把梅兰芳先生也讽刺了一下。

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先生一个是文学艺术大师，一个是表演艺术大师，按说应该是惺惺相惜，可惜的是，他们却素不相能。

鲁迅对梅兰芳的反感首先是“爱屋及乌”效应，因为鲁迅从小就不喜欢京戏。在散文体小说《社戏》中，鲁迅对自己看过的两回京戏有生动形象的描绘：“咚咚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戏台上没什么可看的，而戏台下又是“太不适于生存了”，所以他平生只看过两次京戏。鲁迅讨厌京戏，梅兰芳正好是唱京戏的，鲁迅“爱屋及乌”，就连梅兰芳一块儿讨厌了。

除了对于京戏的偏见之外，鲁迅还对“男旦”和“男旦艺术”持强烈的反感态度。在鲁迅心目中，“男旦”和太监一样，是些从身体到心理都畸形的人，他在《论照相之类》中就曾讽刺地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而梅兰芳正是“男旦艺术”的代表，遭到鲁迅的口诛笔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鲁迅先生对于梅兰芳并不仅仅是感性地判断，他也曾对梅兰芳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他在艺术上是由俗变雅的典型。他在晚年写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中说：“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这是用人民大众的艺术趣味、欣赏习惯、欣赏水平，来评价梅兰芳艺术事业的成败得失，是非常中肯的。

鲁迅先生对梅兰芳以上的批评大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鲁迅先生对于梅兰芳本人的批评、讽刺和攻击就有些过分了。比如他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安排了大段的篇幅专门调侃京戏和梅兰芳，甚至专门讥刺梅兰芳的扮相：“……而该君的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确乎比那些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东西标致，即此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这就近于人身攻击了，多少显得有些不够厚道。

正因如此，梅兰芳先生对鲁迅也一直是心怀芥蒂。新中国成立之后，梅兰芳先生成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他在历次鲁迅纪念会议上从不发言，有时候还会迟到、早退，甚至是缺席，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