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娜的体质确实令人堪忧，晚餐刚刚用完，她就连声说到：“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一边说一边就赶紧进入卧室躺下。钟师傅拎得清啊，他不容分说就主动将我和妻子余洲送往离家不远的宾馆客房，而后又再次折回送来水果。

第二天清晨，我和余洲在街上用过早餐，匆匆地去向爱娜告别。“今天不走了吧，我现在好多了。”爱娜盛情挽留：“虽说我的身体状况不能参加聚会，但我可以电话联系几个同学与你们相聚的。”

我和余洲再三说明：“这回是专门来看望你的，其他同学留待下次再拜访吧。留下一些念想，以便我们下次再来。”

爱娜也不勉强，她说：“下次也行，不过我女儿结婚时留下的女儿红酒你们得带上。”说完，两个包装的女儿红已经出现在她的手中，一个包装内有两个大瓶装的，另一个包装内是两个小瓶装的。

我们解释：“事前我们都说好的，我们彼此都上了年纪了，为了轻装出行，因此人来客往时就免去礼物交往了。再说，我们此去还要顺道游览西塘古镇，带着大瓶小瓶也确属累赘。”爱娜更不强行执拗。

昨天从下午三点一直与我们说话说到晚上七点，按照爱娜的体力，她应该是破例的坚持了，她确实很累了。但尽管说了那么多话，爱娜还是很少话及她自己的。

为了完成这个追梦系列、尤其是要准确表述爱娜这个好朋友，回到家里以后，余洲想着法子与我拼凑爱娜的形象定位。

幼年时期，爱娜与余洲一样，三年自然灾害抑制了她们的发育成长，以至于爱娜的体质是应该没有打下良好基础的。

进入小学以后，在余洲的印象中，爱娜受到了“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传统教育，以至于这样的素质深深地烙印在爱娜此后的人生观里，使她基本能够随遇而安，而一点也没有叛逆的念头。特别是对待同学、尤其是对待余洲这样被视为肱股挚友的同学，爱娜一如既往显现出来的尽是朴素的阶级情感和传统的革命友情。

余洲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缘故，小学三年级就辗转到了福建的建瓯以及浙江的长兴，爱娜与余洲只能长时间地保持通信以聊表思念。这期间，爱娜还亲手编制了精巧的手工艺品随信件寄给余洲。当得知余洲工作之后转到杭州深造，爱娜就特意从台州赶往西子湖畔看望余洲。再后来，爱娜了解到余洲将在南浔结婚，她就想方设法托人、迂回曲折地将一套拉丝玻璃的杯具及时送到南浔……

无论是以往的通信还是本次绍兴的面唔，爱娜除了关心好友，却很少谈及自己。就譬如她下乡插队在台州农村的情况吧，余洲就知之甚少；再譬如，爱娜从台州农村上调到台州城里工作，余洲也只记得爱娜曾在信中说起“现在每天业余时间就是躺在床上保卫床铺和仰望天花板”。

这回在见面时经我们详细探问，爱娜也才粗略地说到，其实她在台州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那时她在电厂当会计，单位效益和个人收入都很好，举个列子说吧，单位给职工福利分房不是按户计而是按人头计的，这也就是意味着夫妻两人若都在那个单位，即可以每人都分到一套住房……但是，为了回到父母所在的绍兴，爱娜放弃了在台州的一切，回到绍兴从新开始。找不到好的工作，只能进入到丝织厂做三班倒的挡车工，后来领导见她身体确实不行就转而让她做仓库保管员，但也是要三班倒的。最终因为身体状况所累，爱娜早早地就病休在家了，直至退休。我和余洲了解到，爱娜及其老公钟师傅都是老革命的子女，她们夫妻俩的父辈都是新四军老战士。现在看来，老革命也是老传统保持始终，老革命都没有公私兼顾、更别说一心为私地庇佑子女了。老革命留给子女的也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谆谆教诲了。

在与爱娜的面唔中，爱娜还是尽量少提及自己，而她却非常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我在台州农村时有个好姐妹，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我一直想把这个故事发表到网上，可又迟迟因故没有动得了手……”爱娜得知我每天都要写博客，她就顺水推舟把这个任务托付给我了。她于是一板一眼地详细道来，她说的故事还是有点动人情节的，就留待下一节我来转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