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父亲和子女的关系，不像母亲和子女那种血肉相连、脐带相依的纠结缠绵，而是一种温情时隐时现、尴尬却伴随终生的关系。

很早很早以前，心理学还没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儿子身上会有一种仇父恋母心理倾向，也就是有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后来。当心理学被发明出来，这种普遍蔓延的仇恨才有了靠谱的心理学解释。

我们仇恨的并不是父亲，而是“生活代表”。生活永远是大BOSS，对人提出种种可恶的限制和强迫。在一个家庭内部的父母双方之间，父亲就是“生活”的化身——要求着孩子。所以父亲永远是孩子的敌人，而孩子永远要哭着找妈妈。

对孩子来说，四面墙壁永远太逼仄，桌子的棱角永远太坚硬，放糖的柜子永远太高，滋事找碴的不总是父亲。

我想，我更喜欢卡夫卡对父亲所下的断语：父亲即上帝，“剥去了圣求的上帝”。人类对上帝形象的想像和勾画，就来源于对父亲的记忆。这个兼职上帝却是毫无职业道德的。他享受特权，却消极怠工；他索取崇拜，却不普度不慰藉。他只是执行上帝“审判”的职责。

而我从小到大，就活在永远无法讨好“父亲上帝”的世界里。小时候，父亲对我少有的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几乎全是以威胁恐吓为形式的。

我爸有一双骇人的大眼。还有黑压压杂乱的浓眉压在眼皮上。每当他想传授给我什么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猝不及防地靠近。提高音量，舞动他的浓眉，圆睁着眼睛，提醒我，我已经进入了他的怒气领域和力气范围。

当然，技术上，我爸从未真正打过我，但是他发明了一种恶作剧的施暴方法，就是高高扬起他的巴掌，低头瞪着我，做出要掌掴的姿势，刹那间蒲扇式的手掌扇下来，结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击，在我耳边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我吓得一抖，我爸大笑不已。

这个拙劣的把戏一直贯穿我的婴儿和幼儿阶段，然而我却从未真正意义上破解和免疫。每当高高的巴掌的阴影落在我身上。我还是会瑟缩，还是会发抖。这种恐惧建立在不确定性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的大赦会失效。

可是，当父亲老去的那一天。他的强大崩塌。他的威胁也将解除。

2008年。我爸送我来北京上大学。我发现我们的交谈时时都具有冷场的危险性。我问他：“北京怎么样？”我爸说：“北京好大哇。”我又问：“学校怎么样？”我爸说：“大学好大哇。”

“好大”，成为爸爸对一切他所不熟悉的事情的形容词。在谈话无法继续的冷场中。我又惊又急地意识到：外物都大了。父亲自然就小了。母亲是一寸寸变老的，父亲是瞬间变老的。我们斗争了整个童年的敌人，自己缴了械。

孩子被父亲惩罚，父亲被岁月惩罚。都是输家，那干脆就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