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米尔格兰姆服从实验”被好莱坞搬上了大屏幕。为什么这个心理学实验这么震撼人心呢？

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历经15年努力，终于将二战期间直接负责屠杀犹太人的德国战犯阿道夫·艾希曼逮捕，并秘密运送到以色列受审，由此而引发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大辩论。

在法庭上，艾希曼反复辩解说，他只是执行了命令而己。在生活中，他是个不抽烟、不喝酒、不受贿、不玩女人的所谓“好男人”；但在受他管辖的匈牙利，几十万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的毒气室，而且每一个死亡令都是他亲自签署的。

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出席了艾希曼受审现场，并由此发表了其影响深远的作品《邪恶的平庸》。她用这个词来指代参与者的顺从，面对罪恶听之任之，助纣为虐。汉娜认为，其实在很多时候，邪恶的事多是由普通的凡夫俗子干的。很多纳粹党员入党时根本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大多数人只是纳粹命令的消极执行者。艾希曼在很多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他是滔天大罪下的一介平庸小官。

公审艾希曼也让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感慨不已。他想知道：人类的良知在权威面前到底能不能坚守？1961年夏天，他在耶鲁大学心理学系做了个研究，那就是著名的“米尔格兰姆服从实验”。

实验要求两个被试者一起来到实验室，一个被要求担任“老师”进行提问，另一个担任“学生”回答问题。如果学生答错问题，老师被要求对学生进行电击（学生坐在对面的房间里，但实际上他不会受到电击）。期间的一些喊叫声是米尔格兰姆播放的，听起来就像是那个学生处于痛苦之中喊出的。假若那个“老师”在研究的过程中表达出希望停止电击的意愿，实验人员会促使他继续下去。

结果发现，在第一次的实验中，65%的被试者执行了最痛苦的、最后的450伏电击——即许多被试者明显处于巨大的心理压力状态下，对于继续进行电击感到不自在，焦虑甚至痛苦。

为什么这些“施罚者”会如此“残忍地”去伤害自己的同胞呢？理由很简单：

“我是被命令去做的啊！我有什么错？”

“这就是科学实验啊，这样做可以保证科学实验的准确性。”

该实验震惊了整个心理学界，它证明了人性中的善恶往往是在一念之间，在强大的权威面前，我们有时很容易放弃良知，被动地去做那些邪恶的事情。如今，该实验已经是大学心理学教科书的经典内容。

不过，心理学家们对于实验对被试者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耿耿于怀。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同事——戴安娜·鲍姆林德，当时就曾连续发文抨击该心理学实验的伦理道德问题。即使米尔格兰姆公布实验的“受害者”其实是由研究者扮演，实际上并没有遭受电击，惨叫是假装的，在后来还是饱受争议。米尔格兰姆教授也因此被美国心理学会取消了一年的会员资格，理由是“实验的不道德因素”。

尽管长期以来，米尔格兰姆的电击实验被普遍认为是警告人们不要盲目服从权威，但我个人认为，该研究结果所反映的并不单是人们的盲目服从，更多揭示的还是人性中“善与恶”的道德冲突——实验中很多施罚者其实是在痛苦中执行着权威的命令。

积极心理学发现，人类的道德包括共情的倾向，仁慈、友善地对待我们的同胞、亲属和本群组成员，这是我们善的天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人性中也有恶的成分——排外、残暴、恶毒地对待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或者嫉妒、攻击、陷害妨碍我们利益的人，这都属于恶的倾向。可以说，米尔格兰姆的研究更多的是反映了植根于人们心目中矛盾的道德倾向——人们一边饱受所谓人道的折磨，一边享受着作为控制者的施暴行为，也许“善与恶”之间的距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一些。

当年在以色列的法庭上，艾希曼曾痛哭流涕地说，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内心的良知？今天看来，在很多人都卷入到一场集体犯罪中的时候，也许确实需要有人来呼唤这些人内心的良知。然而，在类似的情形下，可怕的是普遍的沉默。

在服从实验中，似乎只有真正受过相同伤害的人，才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如今兴起的积极心理学，能承担起“良知的呼唤者”的重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