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生前似乎声誉隆隆，死后备极哀荣，这是人们所见到的一面。实际上，巴金在“党国”意识形态寡头的眼中，他就是一枚棋子，只能按体制的路线走路，一旦表现出个性来，就离“弃之若敝屣”不远了。

巴金哪儿得罪了这个有“中国的苏斯洛夫”之称的“意识形态主管”的呢？

原来，巴金在一个座谈会上，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毛病”，主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最好是“无为而治”，“多鼓励，少干涉”，写作要“表达我自己的意志”；赞成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出席同一个会议的胡乔木，则大谈“有为而治”进行反驳。胡乔木之后又是当面又是写信批评，劝说巴金放弃这个说法。巴金没有同意。因此引起胡的不满，于是有了以上一幕。

这件事是由广东作家丹晨说出来的，（见《随笔》杂志2004年底3期《巴金与胡乔木》），丹晨先生在文中不无鄙夷地评论说：“我只是觉得好笑，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诺贝尔奖要征求哪个政府、政党、官方的意见。真的你以为你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