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的孩子，自小就要常常下地干活。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一放假，都会跟着大人去挣工分。6月天，日头一出来就毒旺旺的，几天就能晒脱一层皮。脱了皮，皮肤黝黑，再晒，再脱，架不住晒，吃不了苦，哪能做了庄稼活。父亲这时照护我的办法，就是每天出工，嘱咐我戴上一顶草帽。就是那种农家的普通的草帽，麦秸秆编了帽辫，再一圈一圈弥合起来。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一般是防晒，偶尔也能遮雨。一把锄，一顶草帽，一个活生生农民的形象就站在那里了。

　　偏偏我是最不爱戴草帽。戴了几回，觉得它捂在头顶，并不凉快。有时候捂得久了，汗贴着头发流，蜇得更难受。再说，像我一班伙伴里，家里也不怎么管他们，爱戴就戴，不戴就算了，并不格外当一回事。偏偏我这个老爹，几乎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每次出工之前，都要严格监督：戴上草帽了没有?戴上草帽!人家不戴?不要管人家，你戴上!

　　我刚进青春期，所谓反叛心理刚萌发，最反感家里管教。你叫我戴，我偏不戴。出工时，我故意忘了，父亲就要责骂一番，追上来把帽子扣上。要是这样，到了地里，只要不和父亲在同一块地界，我就宁可把草帽斜扣在背上，顶着毒日头光着头。下了工，我会故意把草帽带儿往肩上一套，草帽就拖在屁股蛋扣着，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我那是示威给父亲，我就不戴，你有啥办法。

　　乡下有些老农有一种习惯，叫做熬脊背。他们一下地，别说戴草帽，连上衣也脱掉。光着背，蹲在地里干活，一晌又一晌，脊背晒得黝黑，汗水一冒，像是滋拉滋拉流油。整个夏天，他们都那样。咋也不咋的。我那时最羡慕的就是这些长辈，人家怎么就没有戴草帽这麻烦。毛主席号召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也试着脱光过膀子，不行，皮太嫩，一天就泛红，接着就脱皮，后来听人说熬脊背的要从春三月开始，那时日光还柔和，三月起晒，渐渐地一天一天强化，皮也就慢慢服下了，熬脊背也不是一日之功。再后来听说老农们也不是战天斗地的豪情所致，多半是为了节省一件上衣，我的崇拜不禁消退了大半。

　　戴草帽这个事却依然不会退让，乡下小子的牛脾气犯了也犟得很。每次出工，因为戴草帽，我和父亲都有一番争执，有时会爆发争吵。有一回，父亲气得拍手顿脚，悲号“好汉要死在儿女手”!偏偏我还要回嘴说：你哪里算什么好汉!父亲跳起来要打，亏是隔壁的二奶奶拉住了，她悄悄地对我说：憨娃哩，你爸要你戴草帽，是怕你晒黑了。你看咱庄稼户，哪一个不脸黑得像贼一样。

　　父亲那时的良苦用心，我一个青皮后生哪里能明白。多年以后，经常听到庄稼户自称“黑脸爷爷”，我慢慢有些清醒，原来这脸上的颜色，和职业扯得这么紧。父亲一直不甘心让我窝屈在村里，费劲想让我保住一个嫩白的脸蛋呢，在他看来，当干部，脸先要白。脸一黑，看着就不像个干部。

　　我20岁出去当兵，当时卸下的头一个心理负担是，从此再不用因为戴草帽和父亲犯口舌了。要戴也是军帽，比草帽威风多了。多年以后转业外地坐机关，也没有戴草帽的问题。草帽呀草帽，我从此不再犯你的愁了。

　　有一年回乡，兴致所至，突然想去承包地里干干农活。也是多年不干活，想活动活动筋骨了吧。想着田野的青葱，飞跳的小虫，我有一种久违的向往。急急忙忙擦净了锄头，换了一身家常衣服，兴冲冲地起身，招呼父亲带我去认一认地头。

　　我站在院心等，好一会儿父亲才出来，他背抄着手，走到院心，又站住了。

　　我催促说：爸，咱走呀。

　　他不说话，只是怯生生地看着我。我好像第一次发现，父亲确实老了，他已经过了80岁，身形开始佝偻，一辈子干庄稼活的大概都这样。我瞅着父亲，看到他的眼珠已经发黄，目光散乱，全无了前些年的生命气象，完全是一副老朽之身了。他面前站定的，是他已经40岁的儿子。儿子立业成家，在外做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已经不是多年以前，他可以打骂的小子了。站在神气的儿子面前，他越发觉得自己琐小。他像是要和我商量什么，又不敢贸然开口，欲言又止的。那神色，是商量，更像乞求。他先是把脸别在一边，像是终于鼓足了勇气，他转过脸，眼珠儿，由下往上扫着，慢慢地才敢和我脸对着脸，目光接着了目光，他那一脸黑黄的皱褶很不自然地抽动着，刚一开口，眼帘又胆怯地垂下了，他终于嗫嚅出一句话，那是探询，更像求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