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硕士、某投资公司董事长童增近日改行研究生物学，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一书，主张非典(SARS)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这种牵强附会且骇人听闻的“阴谋论”，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驳斥，但是也有不少人为之辩护，其中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叫做“不应否决SARS基因武器说的怀疑精神”，声称怀疑是科学发现的驱动力和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而童增怀疑美国制造SARS基因武器攻击中国人，“非常符合科学精神”，并责备那些批评童增的专家把这种怀疑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是科学和理性的，主张“对群众中的怀疑精神，必须加以爱护，让他们不仅能够发表议论，而且能学会理性思考”。

说得堂而皇之，但是我们只要打个比方就可以知道这种辩护理由绝非“理性思考”的产物：如果我以其人之道治其身，也著书立说怀疑非典病毒是童增制造出来的，被童增以涉嫌诽谤告上法庭，这位辩护者是不是也要说“不应否决SARS童增制造说的怀疑精神”呢?这显然非常荒唐。那么人们为什么普遍把怀疑精神视为科学精神的内涵?原来此怀疑非彼怀疑。“怀疑”一语在汉语中有两个很不相同的意思，一指猜疑，一指不相信。童增对非典的起源疑神疑鬼，这属于猜疑;而属于科学精神的“怀疑”指的却是不相信，更确切地说，是不轻信，在面对一个标新立异的说法，特别是骇人听闻的说法时，要求有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证明，否则不予接受。

科学的怀疑精神源自古希腊的怀疑论。怀疑论者在古希腊被称为Skeptikos，意思是“探究者”。他们反对教条主义，对各式各样的说教都首先持怀疑态度，要求知道这些说教的依据何在，是否的确是成立的。如果人们盲目地接受教条和“常识”，不敢挑战权威和迷信，那么科学是不可能发展的。现代科学的诞生，正是发扬怀疑精神的结果：既怀疑人人信奉的宗教教条和迷信，也挑战古代科学的权威：哥白尼挑战托勒密地心说，维萨里、哈维挑战盖伦的解剖学，伽利略挑战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怀疑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如果不具有怀疑精神，对所有的观念，不管是合理还是荒唐，都全盘接收，就失去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的基础，科学也无法发展。

但是，极端的怀疑论会导致怀疑一切，使心灵闭塞而不愿探索;或者否认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从而走向反科学。因此，仅仅具有怀疑精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实证和理性，即对各种主张用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越是不寻常的主张，越要求有不寻常的证据。既不是盲目地相信，也不是盲目地怀疑，而是建立在实证和理性的基础上，这才是科学的怀疑精神的真谛。科学先驱者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富有怀疑精神，勇当异端，敢于怀疑教条，还因为他们富于实证和理性精神，善于用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分析推翻教条，建立新说。

人们在谈论科学精神时，往往强调探索和怀疑精神，而忽略了实证和理性精神。事实上，实证和理性才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最难掌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所以我们能够经常看到两种极端：要么以当代哥白尼自居胡乱怀疑科学主流，要么迷信怪力乱神、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