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遗传学系的老年病生物学家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身着邋遢的牛仔裤，有着一双敏锐的蓝眼睛，蓄着长长的红色络腮胡，看起来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怪人。但在去年，这位自学成才的学者以其关于人体衰老的理论引起各界极大关注。

德格雷先生认为，30年后，人类寿命有可能大幅度地延长。他说：“随着药物功效的增强，我们必然能像今天医治许多疾病一样，解决衰老问题。”他认为如今在世的许多人完全有可能活到150岁，甚至更久。这一大胆预测的依据是德格雷先生领导下的一个研究项目：“人工控制减缓衰老工程”。该研究项目识别出了七种与衰老有关的分子或细胞的破坏情况，每一种“都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这些技术手段有的现已存在，有的正在积极发展。”

在科学界，人们对德格雷有的痴迷，有的怀疑。他是个先锋还是个怪人?是太过天真还是能未卜先知?但有一点很清楚：他的理论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他这个人大家都很难忽略了。芝加哥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教授杰伊•奥士安斯基(Jay Olshansky)承认：“我就是奥布里的狂热仰慕者。我们需要他。我不同意他的某些结论，但从科学上来讲，这没关系，这能推动这个学科的进步。”

德格雷先生在其它领域引起的关注也一样重要。他一跃成为一个新政治运动中的英国“代言人”。这项政治运动名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时下在大西洋两岸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该运动的主要信条是科技进步能让人们摆脱疾病和衰老的束缚，让我们过上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

“超人类主义”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提倡我们拥抱新技术，如增智药物、手术整容和基因治疗，这些新技术能够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和思维能力，让我们“好上加好”。同属“超人类主义”的一些未来学家则更显极端。比如最近出版新书《超常并不遥远》(The Singularity is Near)的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就说：“最终，我们将与技术融为一体……到2140年代中期，我们智力中非生物部分的能力将是生物部分能力的几十亿倍。”

这些预言在保守的宗教界和文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们认为超人类主义是对人性的攻击。这种预言同样引起了自由左派人士的反弹，他们警告超人类主义可能会影响人类平等和人权。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把“超人类主义”形容成“世界上最危险的理念”。

但是，人类自我改进的技术正开始从科幻小说走进了实验室，并最终走入市场，上述这些回应已经不够了。“超人类主义”背后的驱动力是进步的：即希望拓展现有医药医疗的模式，使人类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有满足感。

如果这些技术能得到严格管理，并真正允许大众讨论，它们完全有理由得到大众的广泛支持。假如可以选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活得更久一点，超过常说的“人生七十古来稀”，即使我们为此得吃各种各样的新药。整容人数的爆炸性增长就说明，人们的态度日新月异。这些新技术曾为人们所不容，如今却充斥于电视整容秀和时尚杂志。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谁能让人类自我改进和寿命延长的想法成为主流?政客和商界领导正在绞尽脑汁地努力解决不断上升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的问题，所以可以理解，他们也许不愿去遐想一个人人都能活过一百岁(甚至还能工作)的世界。

德格雷先生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改革运动的斗士，他要奔走呼号，让我们从“支持衰老的昏睡状态”中惊醒过来，不再因这一状态的阻碍而无法抓住长寿等机会。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果政治不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那又是为了什么呢?超人类主义者已经帮了我们一个忙，帮我们界定了一场政治斗争的派别，而这场斗争还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