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百分之九十六的《永乐大典》
发现之旅《秘典沉浮》文字稿
1941年秋的一个清晨,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凉意。夜色中一辆行驶的汽车,打破了这黎明时分的宁静。
几个劳工打扮的人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带领下,出现在了上海法租界公共仓库的门前。劳工们很快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将这些大箱子搬上等候在门外的汽车。劳工们都默默的工作,他们要争取在天亮之前完成所有的任务。这辆装满了大箱子的汽车趁着夜色,在黑暗中行驶,不希望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坐在车里的一个人却始终悬着一颗心,他很清楚这些特殊货物的分量,一旦这些东西出现闪失,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损失。他自己也将成为整个民族的罪人。
这个人叫钱存训,当时任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这是一次秘密的任务,钱存训正是这个秘密任务的执行者。他们要将这些大箱子安全送上开往美国的商船。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不久,上海沦陷。1941年,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四年了。这段时间是这个城市最黑暗的一段历史。4年里,日军完全控制了这里的一切。日军实行了高压政策,对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进行肆意的迫害。
当时上海海关已经被日军封锁,所有进出物品都要经过日军检查和许可。国人要想将物品安全送出上海海关,困难重重。当时海关虽然被日军占领,但是中国籍的海关人员,大都留在海关继续工作。经过精心的布置安排,钱存训找到一位在海关工作的中国人做内应。送到海关后,这批箱子并不开启,而是由这位内应人员直接签字放行。
为了顺利通过日军控制的海关,这批货物用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开具发票报关,作为替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的新书。然而,这些大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费尽千辛万苦,将这些大箱子飘洋过海送往大洋彼岸?
1933年,日军进犯华北,北平告急。国民党行政院签署命令,北平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所藏精品南迁上海。北平图书馆也赶紧从书库中精选出珍贵的古籍珍本6万余册,打包装箱,匆匆运往上海法租界公共仓库。开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文物南迁的旅程。上海沦陷后,北平图书馆存放在上海图籍的安全再次受到威胁!
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万般无奈,想出一个办法。从已转运至上海租界的六万册珍贵馆藏中再精选出三万册,计有善本近三千种,分装102箱,于1941年秋分批运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
原来,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大箱子里,存放的全是当时国内最为珍贵的宋元明清时代善本书籍,其中包括了60册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这也是让钱存训感到担心的真正原因。
1941年,德意日法西斯的力量在世界各地最为横行,绝大部分地区和国家都被卷入了二战的战火。然而,此时的美国还置身于战争之外。将这批善本运往美国,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但在当时来说,也许是一个最为安全的办法。然而,战争年代,总有一些让人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
就在最后一批善本送上美国商船的第三天,1941年12月7日, 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正式宣战。这批善本就这样在战火中被运到美国,并且一去就是24年。1965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这批善本安全转运台湾,60册《永乐大典》也在其中,目前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全国的图书资料信息中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读者出入这里。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里有一个颇为神秘的地方。除了这里必要的工作人员外,很少有人能涉足此地。这里窄长的走廊因为阳光直射不进来而显得格外幽深,只能靠壁灯照明。
这是一个幽深的地下宝库,存放着国家图书馆最为珍贵的馆藏。工作人员为我们小心翼翼的打开了这个由紫檀木制作的书柜。与普通书柜相比,这个书柜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由密密麻麻排列的很多小抽屉组成。不难想象,在这样幽深的地下宝库,存放于这样特制的豪华书柜中的,一定不是普通之物。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册精美的大书呈现在我们眼前,它正是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书柜里的每一个抽屉都保存有一册《永乐大典》,共有161册《永乐大典》珍藏于此,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奇书?为什么它的安危能牵动这么多人,并被视如”国宝”?《永乐大典》是一部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大型类书,是中国古代最为成熟、最为杰出的“百科全书”。提起百科全书,我们并不会感到陌生。
1780年,以“现代百科全书之父”的法国大学者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编纂了举世闻名的35卷本《科学、艺术与手工艺大词典》,这一部书被认为是近代第一部“百科全书”。由于法国百科全书的出版,激发了欧洲各国纷纷跟进,其中最为成功、最为著名的就是青出于蓝的“大英百科全书”。
普通人的印象中,百科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不仅规模大,而且内容包罗万象,被喻为没有围墙的大学。那么, 《永乐大典》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
明成祖朱棣,这位传奇帝王.迁都北京,派遣郑和下西洋,处处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下令编纂《永乐大典》是他的又一大手笔。朱棣的雄心在永乐三年(1403年)开始实施, 高僧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带领3000多文臣接手了这项任务,前后耗时四年。或许只有用无与伦比的宏大规模才能迎合这位帝王傲人的文治武功。按照朱棣的要求, 大典共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
大典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永乐大典》的规模是空前的,就算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是惊人的。《永乐大典》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看到这样一张《永乐大典》收藏表:
目前,《永乐大典》散落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公私所藏《永乐大典》仅800余卷,400册左右。国家图书馆目前拥有221册(包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册),居世界各处收藏之首。相信每一个人看到这张表时,都会为我国古代最优秀的珍贵古籍大量流失海外而感到痛心。
然而,在痛心之外,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知和所有能见到的《永乐大典》共800余卷,400册左右。800余卷,不到400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防做一个简单的数字比较, 《永乐大典》成书时共有22877卷,装成11095册。然而,目前全世界各地所发现的《永乐大典》数量全部加在一起,也只有800卷,400册左右。这也就是说,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知和能见到的《永乐大典》加起来,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
百分之九十六的《永乐大典》不知下落!
从11095册到不足400册,《永乐大典》的遗失成了一个无法抹去的伤痛。然而,伤痛代替不了曾经发生的事实。 一万多册《永乐大典》是怎么遗失的?谁才是遗失的幕后黑手?它们是否已经被人毁灭了?还是藏在世界上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中华书局原资深编辑张忱石。上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开始准备影印出版《永乐大典》,就开始了《永乐大典》的调查搜集工作。
张忱石在接手这件工作之后,一边奔走调查《永乐大典》在世界各地的流散情况,一边开始思考和梳理《永乐大典》丢失的秘密。
今天,距离《永乐大典》修成已经整整600多年了。600多年间,历史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的更替和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 《永乐大典》的丢失究竟是发生在哪一个时期呢?
张忱石把研究的目光首先投向了明朝。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最初藏在南京的文渊阁。对于长期征战大漠的朱棣来说,有一个想法一直以来在他心头挥之不去.雄心勃勃的他,一直希望能摆脱偏安南京的局限,将天子的威望延伸至更为广阔的天地。他曾经的发迹之地,燕王府北京,自然成了首选。
永乐十九年(1421年),经过十来年的精心准备和大规模营建后,朱棣的新皇宫和未来的国都北京已经初具规模。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浩浩荡荡的迁都工程。
这座规模宏大的新皇宫有一个透着丝丝神秘气息的名字---紫禁城.据记载,《永乐大典》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南京迁移到了这座神秘的皇宫里,作为皇家藏书, 秘不示人。
在整个明朝,别说一般读书人,就是高层官员,也没有机会接触和阅读《永乐大典》,成为了封建帝王个人的御用品。对于深藏禁宫的《永乐大典》,明朝历代史书中很少提及.即使有记载,也只是寥寥几句。
但是张忱石很清楚,要想了解《永乐大典》遗失的踪迹,就不能放过史书中的每一处记载,哪怕是只言片语。
明末有位宦官刘若愚,熟悉宫廷内情,写了本书叫《酌中志》,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他在书中说到,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听说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而且也不知道《永乐大典》贮藏于何处。
《永乐大典》的下落在宫廷中成了一个秘闻,关于《永乐大典》的各种猜测以讹传讹,加上各种史书对《永乐大典》语焉不详的记载,使《永乐大典》的下落变的扑朔迷离,隐晦难觅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永乐大典》似乎似乎已经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样看来, 由于《永乐大典》在整个明朝始终被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能够接触到《永乐大典》的只是极少数人,似乎并没有什么途径能够导致《永乐大典》的遗失。
明朝末年,风雨飘摇的明王朝一步步走向尾声.崛起于马背上的八旗兵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功城略地,很快在帝国的北方奠定了势力范围,并且对外强中干的明朝版图虎视眈眈。而正当惊恐的崇祯皇帝和臣子对北方的满人疲于应付的时候,他们或许并没有想到,一些屡战屡败的流寇在李自成的带领下,势如破竹的接近了帝国的心脏,并且取而代之,成为明王朝的终结者。
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永乐大典》的命运也成了一个未知数。它究竟身在何方?是否遭到战火的无情吞噬,还是能够有幸逃过一劫呢? 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徐乾学,高士奇等官员推开了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大门。这是一座古老的皇家档案馆,建成于明朝嘉靖15年。这也是一座独特的建筑,整个建筑用大石头雕砌而成,防火防潮,能很好的保存各种皇家档案。明清两代列朝皇帝实录、皇帝家谱等皇家档案就存放在这里特制的“金匮”中。
让人意外的是,经过明末战争到清朝初年的上百年时间一直下落不明的《永乐大典》也安静的躺在这些“金匮”中。
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
康熙年间在皇史宬发现《永乐大典》是自明末之后《大典》首次重现于世。但据记载,这个时候《永乐大典》已经残缺不全了。
从有关记载来看,在明末清初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皇史宬并没有被卷入战火中。这 里仿佛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保存于这样的建筑中,对于〈永乐大典〉来说,无疑是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可是, 《永乐大典》的残缺也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乾隆三十七(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的时候,要利用《永乐大典》,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经缺一千多册,合2422卷。
对此,前人也一直困惑不解。谁也说不清,《永乐大典》是在什么时候丢失的?丢失的《永乐大典》去了哪里,谁也找不到一丝线索。
尽管要了解《永乐大典》遗失的踪迹困难重重,但经过张忱石仔细分析,不难揭开《永乐大典》丢失秘密的冰山一角。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永乐大典》作为国家收藏的珍贵古籍,藏于深宫,普通平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接近《永乐大典》流失的第一个环节,只能是朝廷官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 《四库全书》修篆官黄寿龄在家感到坐立不安,他预感到很有可能要大难临头了。
发生在几天前的一个偶然事件,给黄寿龄的仕途履历加上了一个污点。这天晚上, 《四库全书》修篆官黄寿龄和仆人象往常一样行走在回家的路上.与往常不同的是,仆人手里多了一个包袱。当走到米市胡同,黄寿龄却突然感到腹痛难忍。仆人只好放下包袱,两人匆匆忙忙走向偏僻的角落。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个偶然事件却给黄寿龄惹来了滔天大祸。两人再次回到原地,却意外的发现,包袱已经不翼而飞。意外的横祸让黄寿龄和仆人感到世界突然变的一片黑暗了。黄寿龄的命运现在成了一个未知数,他很清楚,包袱里的东西被偷,意味着什么样的罪名。
作为《四库全书》修篆官,黄寿龄白天的工作是校阅《四库全书》,但是这天,他没有象往常一样按时完成任务,只好将六册《四库全书》用包袱裹好,私自带出宫外。
就象他无法预料自己会突然腹痛一样,他更无法预料的是,会有一个诡异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身后。消息很快传到乾隆皇帝那,乾隆皇帝感到震怒,命令立即查询明确,并命令在城内大规模搜捕盗贼和《永乐大典》。六册《永乐大典》被偷,黄寿龄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坐在家中等待命运的安排。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就传来了关于这六册《永乐大典》的消息。
由于官府搜缉很紧,《永乐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和纸铺都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一个月以后,这六册《永乐大典》在御河桥边被人拾到。 黄寿龄总算可以放下他那颗悬了许久的心,但却受到了罚俸三年的处分。
张忱石研究发现,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5000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和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800册了。短短二十年时间,从5000册到800册,《永乐大典》以惊人的速度在流失。
让人疑惑的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永乐大典》流失的如此之快?据清人记载,《四库全书》修篆完之后,一些官员视《永乐大典》为多余之物,清政府对《永乐大典》的保管也大大不如以前了。此后,《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一些官员也开始趁机偷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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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以称的上是庞然巨帙,每本《永乐大典》相当于现在普通书籍的两倍大小。要拿走一两本《永乐大典》而不被人发现,已经不是一件易事。如果要转移大量《永乐大典》,似乎更加困难。
那么,这些“偷书官”又是用什么方法将《永乐大典》偷出去的呢?据清人缪荃孙记载:翰林院的一些官员偷书伎俩极为巧妙。他们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
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不穿在身上,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一些官员也开始实施他们偷书的计划。他们的办法是将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却把原本包在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晚上带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
据记载,光绪年间一位翰林侍读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就这样,《永乐大典》就被大量流失出去。而且几经展转,无从寻觅这些被盗出的《永乐大典》的下落了。
目前,《永乐大典》散落在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个国家。是什么原因将这些《永乐大典》远离祖国,流散到异域远邦呢?《永乐大典》的灾难源于国人说熟知的那段民族屈辱史。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文明古都烧杀掠抢。
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靠近使馆区,已经被沦为战场。那些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正在被大火一点一点的吞没,一些没有被焚烧的古籍被随意的抛在院子里,池塘中。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甚至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在这场灾难过后,《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仅存的数百册也散落世界各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翻开这历经几百年沧桑的《永乐大典》,专家们发现,这里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纸张看,这些《永乐大典》用的是嘉靖时期的皮纸,也叫白棉纸。而且,书后都注明了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姓名。所以,可以推断的是,这些《永乐大典》全都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抄本。这就是说,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都不是永乐年间编篆的。那么《永乐大典》除了永乐年间的这个版本之外,到底还有几个版本呢?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地库里,收藏有161册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从明成祖朱棣编写《永乐大典》至今,已经有600余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永乐大典》经历各种不幸遭遇,丢失了一万多册。目前全书仅有不足百分之四,400册左右的《永乐大典》流散在世界各地。然而,专家们发现,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
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所有能见到的所有《永乐大典》都不是永乐年间编篆的。那么,《永乐大典》除了永乐年间的这个版本之外,到底还有几个版本呢?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明朝各代帝王中查阅过《永乐大典》的却寥寥可数。
明世宗嘉靖皇帝却是一个例外。继位于1521年的嘉靖皇帝在明朝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角色,在位45年,崇信道教,朝政昏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却似乎对《永乐大典》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与其他皇帝不同,嘉靖皇帝的案头常常放置了几册《永乐大典》以便随时翻阅。
一直以来,嘉靖皇帝很想将《永乐大典》重录一部,多次同大学士徐阶谈过。但这个想法都因为工程过于浩大,重录难度太高,而被搁置下来。嘉靖皇帝当然也应该非常清楚,要重录这样一部大型书籍,其难度可想而知。那么,又是什么事情让嘉靖皇帝下定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开始重录《永乐大典》呢?
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火势连绵。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受到威胁,情况非常危急。大火消息传来,让嘉靖皇帝感到最为担心的就是《永乐大典》的安全。他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永乐大典》。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才能逃过这次浩劫。嘉靖皇帝因此心有余悸,决心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
大火之后的第五年秋天,工程浩大的重录工作正式开始。对于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大类书,重录官员选择了按照原本进行“对本抄写”这个最为简单也最为正确的方法。工作进行了整整六年,直到嘉靖皇帝去世,重录工作还在进行。新皇帝明穆宗继位之后,重录工作才得以完成。
据史书记载,重录的《永乐大典》的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令人叹为观止。此后,《永乐大典》便有了两个版本。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这就是说,国图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全都是明朝嘉靖时期的副本。
不仅如此,历史上被八国联军毁掠的是明嘉靖后期重抄的副本,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均为嘉靖重录副本或其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这就是说,《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了!
11095册《永乐大典》正本已经彻底消失了几个世纪!《永乐大典》正本究竟何去何从?它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如果存在,它到底在哪?如果已经不存在于世界上,它又是什么时候,被谁,用什么方式毁灭的?对于正本的下落,为什么历代史书中不见任何准确记载?
围绕着《永乐大典》正本的是一个又一个讳莫如深的谜团,甚至有学者将之称为“中国书籍史上的最大疑案”。
关于正本的第一种说法,毁于清乾清宫大火说。清朝末年的一位学者缪荃孙提出了这种看法。乾清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康熙八年重修。然而,我们目前所见的乾清宫并不是建成于这个年代,而是在1797年嘉庆二年之后重建的。重建的原因,正是因为嘉庆二年发生的一次大火,将整个乾清宫几乎彻底毁灭。
那么,《永乐大典》正本是否象缪荃孙所说,在当时藏于乾清宫,而且不幸毁于这场大火呢?张忱石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清政府曾对宫中藏书清理过,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一起,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书籍中的庞然大物,又有一万多册,假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容易发现的,怎么可能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
无独有偶,史书中关于乾隆时期曾经大规模查访《永乐大典》的记载似乎也质疑了《永乐大典》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真实性。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因为要从《永乐大典》裒辑佚书,曾经在宫里宫外都查找过《永乐大典》。当时有人怀疑在康熙年间修书时,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翻阅此书,有可能取走查阅未能交回。于是乾隆下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两家查访。特别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但一本也没有找到。
假如当时正本存放在乾清宫,何必舍近求远,去江苏、浙江寻查副本呢?这样看来,既然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说法站不住脚,那么正本的失踪会不会早在清朝以前呢?
关于正本失踪的第二种说法是毁于明亡之际说,说穿了,就是被李自成焚毁了。崇祯十七年的3月, 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队攻占北京,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可是这种辉煌只维持了短短40天,吴三桂、多尔衮的满汉联军便击败了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
4月29日,李自成即位称帝之后便匆匆撤离北京。他将怒火发泄在京城这些几百年的宫殿和城楼上,下令放火焚烧。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乱世,已经没有人会去顾及一部书的存在和命运。
《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在此时无声无息的全部化为灰烬了呢?然而,在张忱石看来,这种说法也没有真凭实据。
是烧毁了一些书,但并没有记载烧的就是 《永乐大典》 。而且,比李更早的明朝太监都不知道《永乐大典》正本存放在哪里,怎么证明李自成烧的就是 《永乐大典》呢?也只是一种猜测之辞。
尽管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几百年来,《永乐大典》正本却从未现身过。所有的正史野史也找不到关于正本的准确记载。关于正本的消息再次沉寂下去,似乎要成为人类永恒的谜中之谜。然而,随着一本关于《永乐大典》的书籍《永乐大典索引》的面世,一种关于《永乐大典》正本新的猜测进入人们的视野,再次勾起了人们寻找正本的兴趣。
栾贵明先生是当今研究<永乐大典>的权威学者,他在《永乐大典索引》这部工具书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永乐大典》这部书一共是两万多卷,一万多册.码放起来估计有40多立方米左右。这么大一部书,怎么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
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要找的地方都已找过,都没有发现《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
面对一个困扰了世人几百年的谜团,应该从哪里着手,才能够揭开《永乐大典》正本之谜的真相呢?栾先生认为呢, 破解《永乐大典》正本之谜,应该从它历史上最后一次被准确地记载,并且在当时确实存在的时间入手,也就是嘉靖皇帝他重新录副本的年代开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以记录史实详实著称的明朝官修史书<明世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
栾贵明引用《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的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帝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已向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
“两处收藏”是否暗示着什么呢?栾贵明认为:为了拨开罩在《永乐大典》上的重重迷雾,必须抓住《永乐大典》正本最后一次出现前后的事件。《永乐大典》正本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栾先生认为呢,《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所以呢,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有密切的关联,从这个地方追踪下去,或许可以有意外的发现。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几个一直以来不为人所注重的日期引起了栾贵明的注意。
“嘉靖45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60,在位45年。”
“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
“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
一般研究者认为,《永乐大典》副本抄完,是在隆庆元年四月。而嘉靖已於上一年十二月“崩”,看来另存的“他处”究竟在哪里,似乎与嘉靖帝没有关系。说到这里,争论的焦点似乎都已集中在嘉靖帝身上。
栾贵明研究发现,礼仪日程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并不是抄录完成的最后日期。所谓抄录完成的日子应当在四月之前。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更加靠近了。
可是却从此时起,《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渺然。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的同时,必然会记载该书典藏於何处,并在官修书目中着录,以彪炳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的重录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这是为什么?
历来以简明扼要着称的《明实录》,记载皇上对《永乐大典》重录大臣的表彰及爱怜之情,连篇累牍,不嫌其繁,是《明实录》中少有的长篇大论,可偏偏没有提及《永乐大典》正、副二本分藏在什麽地方。
当然,如果记载出一处来,另一处究竟在哪里,便会引出更大的疑问。那么,这是不是有意的隐瞒呢?由此栾贵明认为:《永乐大典》正本的消失,带有明确的人为的突然性质。而人为的焦点显然在嘉靖皇帝。
他并不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但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珍爱<永乐大典>;他对 《永乐大典》的重录倍加关注,却又给后人留下了暧昧的“两处收藏”。在他下葬之后,《永乐大典》正本也从此销声匿迹。
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曾经发生的事实只有一个。如果这一切猜想恰好揭示了那个唯一的历史事实,如果嘉靖皇帝正是《永乐大典》正本失踪的幕后主使。那么,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他究竟把《永乐大典》正本带到哪去了呢?
对于中国古代帝王来说,死后要带走自己生前所喜爱的东西,无一例外的都会选择陪葬这种方式。而对于嘉靖皇帝的丧葬,令人立刻联想到他自己几乎经营了一生的地下皇宫--永陵。永陵,始建於嘉靖十五年(1536年)三月,建成於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五月,历时十二年。
史实表明,这个时期,明代经济发展最好,政治稳定,国力强大。嘉靖修建永陵的同时,行有馀力,还大规模地修副了前七陵,加建气势恢弘的石牌坊等重要建筑。据史载,为此朝廷每月专用资金达二、三十万两白银。其间,他亲自视察督工达十一次之多。永陵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一座,它的地宫规模超过定陵,还很可能在长陵之上。
嘉靖皇帝修建如此大规模的永陵,是否在环境上对珍藏《大典》正本作了充分的考虑呢?沉寂了几百年的永陵能给我们什么答案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姚振兴院士和王谦身研究员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两位专家大胆的构想缘起于几年前做过的一次微重力测量试验,试验的对象是十三陵中的另一座陵墓——定陵。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的陵墓,他在位共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生前奢华淫逸,陵墓的规模豪华巨大,仅次于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和嘉靖皇帝的永陵。但是,定陵的受人关注却是因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定陵是十三陵中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被打开地宫的陵墓。地宫,明朝官方文献称之为“玄宫”,是安放墓主人棺椁及随葬品的地方,通常是整个陵寝建筑的核心部分,也最富于神秘色彩。为了保护地宫,明朝帝王陵墓在地宫之上的地面都用土夯筑成规模巨大的圆形宝顶。
几百年的风雨吹打,人事变迁,宝顶之上的树木见证了时光的变化,而宝顶之下的地宫却依然保持神秘。定陵的发掘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6年。历时两年多的发掘工作,终于打开了在地下沉睡400多年的地下宫殿。定陵地宫被打开,带给人们震惊的除了那些绚丽多彩的陪葬品之外,更让人们第一次看清了这神秘的地下宫殿的模样。现在,定陵地宫的规模形状已经非常清楚的呈现在我们眼前。这种前、中、后、左、右五殿分别由三条隧道相连的结构被专家们称为“五室三隧”结构。那么,用微重力方法对定陵地宫进行测量,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它能正确反映定陵地宫的规模形状吗?
王谦身和他的同行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摸索。微重力方法属于无损探测,不会对地面和地下建筑造成迫害。王谦身和他的同行们希望能为地下考古探测寻找到一条新的有效途径。结果很快出来了,一张关于定陵地宫的重力场分布图呈现在专家面前。按照专家们的分析,线条越密表示重力越大,线条分布越疏,表示重力越小。
专家们惊喜的发现,这张分布图与定陵地宫的形态非常吻合。这也就是说,重力线条稀疏的部分正是地宫的位置所在。定陵地宫的重力场分布图和地宫形态相吻合,给专家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但是,面对永陵这样一个未被开掘,处处充满神秘色彩的陵墓来说,如何取得有效的重力数据,掌握永陵地宫准确的位置规模,成了摆在姚振兴和王谦身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专家们的设想,为了存放体积巨大的《永乐大典》,永陵地宫也许会比定陵地宫多出一到两个侧殿,这应该是保存《永乐大典》的书房。
按照这种假设,永陵地宫的重力场分布图比定陵地宫的重力场分布图将更为复杂,但应该和设想的地宫形态相吻合。让我们再更为大胆的假设一下,如果永陵地宫的重力场分布图确实显示比定陵多了两个侧殿,那么,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永陵地宫比定陵地宫多出一到两个房间,那么存放《永乐大典》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没有多出两个房间,就要看情况了。如果地宫规模大,也有存放的可能。但如果规模和定陵差不多大,这种存放《永乐大典》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当然,《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做了嘉靖皇帝的陪葬物,在打开永陵地宫之前,只能是一个合理的推想。在目前技术条件不够成熟,不足以保证被开掘陵墓及陪葬物品安全的情况下,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更为现实的课题是:如果《永乐大典》正本确实保存在永陵地宫中,经过400多年的岁月,它们是否依然能保持完好?一旦将来有可能出土,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保护《永乐大典》?
经过400多年的岁月,永陵显得有些面目沧桑。如今,永陵和它的主人嘉靖皇帝却因为寻找《永乐大典》正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果《永乐大典》正本被嘉靖皇帝带入永陵,将来正本的出土无疑将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然而,这一切猜想在打开永陵地宫之前只能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消失了几个世纪的《永乐大典》正本,也许还有更多未解的迷团,等待着人们去不断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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