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朝组织了前所未有、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的船队。每次远航，随行者大都在两万七八千人之间，一般由60多艘大、中号宝船组成船队主体，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最多时达二百余艘，是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船队。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之久，“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突破远航历史纪录

   中国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历史悠久的航海传统。考古研究表明：早在700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以原始独木舟作为浮具，开始了海上活动。《诗经·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诗句，就是对商汤十一世祖相土威扬海外的颂歌。秦汉时期，秦始皇在位先后5次出巡，4次巡行到沿海，并派出徐福海上远行。雄心勃勃的汉武帝除了派遣张骞前往西域“凿空”，开通中西陆路交通以外，还曾力图开辟海上通路。唐代从广州起航的南海航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宋元以后，中国四大发明享誉世界，指南针的广泛运用，使造船与航海技术又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

   明初出现世界首屈一指、规模庞大的七下西洋壮举，无论是在航线上还是航行经验上，都具有历史性的突破。元代以前中国的远洋航线，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参航人数，航行次数，持续的时间，都不可望其项背。现在流传下来的《郑和航海图》及其4幅附图——“过洋牵星图”，记录了500多个地名，为世界航海学、地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政治”也是“经济”

   明初，统治者在吸取元朝穷兵黩武，海上远征爪哇等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以和平为宗旨的外交政策。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和番”。在扩大与海外各国友好关系的同时，还肩负起维护海道安宁，为各国调解矛盾纠纷的“协和万邦”的使命。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几乎都出现“多欢声”、“争相迎”的热烈场面。

   在明朝以前，中外贸易以外国商人来华为主，而郑和下西洋，则极大地改变了这种被动贸易的状况。他们的海外贸易活动，在随行人员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有大量的真实记载。这支庞大的船队满载着深受海外各国喜爱的绫绢、彩帛、瓷器、药材、铁器、农具、金银、铜钱等物品，每到一地，都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规模巨大，物品众多。换回的物品有各色香料、药材、布匹、金银、犀角、象牙、宝石、珍禽等上百种之多。

   文明视野从此开阔：从“陆”到“海”

   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连接了亚欧大陆。古代东西方的交往互动，主要依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那么，人类文明史上什么时候发生了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呢？

   从“西域”到“西洋”，中外交往主要途径发生转变。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亦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曾发生改变。郑和成功远航持续近30年，形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向海发展的强劲态势，西洋从此凸显，中外交往的主渠道发生了从陆地向海洋的根本转变。

   郑和下西洋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新名词，还有新生活。

   15世纪末，葡萄牙人航海东来，无独有偶，登陆地正是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亦即卡利卡特。随后，葡萄牙人又沿着郑和开辟的海上航线，追寻到马六甲。东西方在海上的汇合，极大地促进了整体世界的形成。不仅如此，海洋世纪的到来，还宣告了人类生产力的飞跃，以人力与马匹运输为主的运输方式开始衰落，以科技含量较高的船舶运输为主的交往方式开始蓬勃兴起。就此而言，郑和远航宣告了古代历史的终结，近代历史的开始，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美妙的和平之旅

   翻开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航海模式，即中国的和平发展方式和西方的征服掠夺方式。西方的殖民方式早已遭到历史和世界人民的唾弃，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在明代那个极其辉煌的海上时代没有称霸，今天乃至将来中国发展强大了仍然不会称霸。

   历史的传统与现实的需要就是这样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郑和下西洋已经成了历史，它所蕴涵的精神却在现实世界中闪烁着光芒。(摘自《求是》《传播中华文明的伟大使者——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一文。